劉仲敬訪談 060

士大夫寫的歷史都是沒用的。

我們分析基層共同體，就要撇開所有近代史研究者說的那些關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關於文革、關於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蠢話。 這些東西對於基層來說屁也不值，只不過是一個符號。

所謂的中國，從人的角度上來講，最多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後期，嘉靖年間是最早。 這個你從家譜裡就可以看出來，靠得住的家譜頂多到嘉靖年間。 如果有人說他的家譜在嘉靖年間以前，那肯定是發明出來的。 而且，時間越早，那就是發明得越晚。 這個「層累造成」的結果就是，誰自稱他的家譜來自于宋朝或者五代時期，例如閩南人所謂的那種開漳聖王， 那有可能是在明末清初發明出來的；如果有人面不改色地說他的家譜來自周朝或漢朝，那肯定是清朝中葉以後發明出來的。 大多數社會關係、認同和一切社會資源的起源，產生于海通以後、道光年間以後。 所謂的上等人，東亞窪地相對意義上的上等人，就是產生于帝國主義殖民時代。 這裡面說的「東亞」是狹義的，不包括內亞，長城以外的地方統統不包括。 無產階級的歷史是從改革開放才開始的，在那以前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他們想像中的祖先是歷史教科書和文宣材料給他們發明出來的幻覺。 他們沒有一個具體的祖先，或者純粹是捏造的。 凡是有具體祖先而且還能自稱上等人的，他們全都來自于曾國藩時代的帝國主義走狗洋奴。 共產黨要打倒的也就是這批人。 而共產黨人的祖先呢，是在這個走狗洋奴產生時期產生出來的一批游士、散沙、loser、失敗者。

贛越是一個典型的殖民主義結構體，政治上的統治者和文化上的統治者始終居於少數。 多數的原住民因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處在被歧視和被壓迫的地位上，所以在同化和反抗之間，選擇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新生活運動就是一個創造中華民族的運動。

漢唐朝代的殖民官員對底下的普通民眾是極其冷酷無情的。

在南宋時代，北宋開始提倡、南宋才開始真正開始普及起來的儒家的士大夫感到了佛教控制整個基層的危險性。 所以，他們一方面在理論上吸收儒家本來沒有的玄學思想、創造新儒學，一方面在基層共同體上按照男性家長制的風格重整基層共同體，試圖跟佛教競爭，並實行實質殖民。 而漢唐的殖民是象徵性殖民。

儒家小共同體的原則是要講男性家長制，其普及的過程跟纏足聯繫在一起。

反佛教和反淫祠是宋明士大夫在贛越實行的主要政策。

清朝中葉以後在贛越的統治就變成這種模式了：自稱明人或者漢人的費拉士大夫在武力上依靠滿蒙殖民者，然後滿蒙殖民者利用他們在文化上的力量和組建社會共同體的力量去打擊生番和熟番，對他們進行進一步儒化，而不是滿化。滿化是不必要的。 你只要把蠻族儒化了，那麼他們肯定會乖乖跪在滿人面前，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抵抗力了，不投降滿人投降誰呢？ 但是他們如果不儒化，還繼續蠻族下去，那麼滿人、明人和任何人都要覺得他們無比令人頭疼。 所以儒化很好。 這個邏輯跟共產黨講中華文化一樣。 你不能按照歷史真相學家的邏輯指出，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來的殖民者，共產黨自古以來就在破壞中華文化，滿洲人是明人的征服者。 這些你考證出來屁意思也沒有。 政治需要是按照上述方式相互展開的。

客家這個概念，是在客家人作為被壓迫者和弱勢者、同時要跟滿洲帝國和平原儒家士大夫作鬥爭的過程當中，主要是被敵人發明出來的。

經濟意義上的地主鄉紳跟政治上的官僚和文化上的士大夫是三位一體的。 你如果讀書讀得不好，做不了官，你當地主是不容易當得下去的。 土地跟其他財產不一樣，土地作為財產，跟浮財不一樣，它的政治性格外的強，跟社會關係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如果你不是士大夫，你就算有土地也很容易被人奪走，說白了就是這樣。 反過來，你即使是本來沒有土地，你只要讀書讀得多，能夠做官，土地自然會來的。

毛澤東跟何長工的關係，就是江湖草莽遊擊隊長和政委史達林同志之間的關係。 共產國際（包括中國共產黨）真正信任的是何長工，而不是毛澤東。 毛澤東是名義上的領袖，他一輩子都想用梁山好漢的方式來招募像許世友那種人。 這確實是他想做的，但是他直到死都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實權並不在他手裡面，資源並不在他手裡面。首先是，至關緊要的電臺之類的交流線路不在他手裡面；其次是，真正能控制軍隊的蘇聯拿手好戲 — — 情報部門不在他手裡面。 他要靠自己的話，能搞到一些梭鏢，還能從地主老財家裡面打出一些銀元寶來。 但是真正的火器是史達林同志籌辦的。 沒有何長工同志，毛澤東是弄不到手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一開始就是這兩種成分之間相持不下的結果。 毛澤東到死還在跟周恩來他們作鬥爭。

毛澤東一輩子的勝利都是依靠敵人的失敗而不是自己的勝利。 而敵人可憐的原因就是因為東亞窪地的水準實在是太低，任何一個外來殖民者的地板都要超過東亞的天花板，所以按照他們的最低標準在東亞都找不出人來。

整人有一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把你交給你的敵人，讓你的敵人來折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