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访谈27

如果只签署一个原则性的、意向性的东西，以后慢慢执行，那跟不签署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协定没有别的用途，它只会制造更多的纠纷。

国际关系史上的基本常识就是，纠纷就是由于不完善的协定制造出来的，每一次新的战争都是由于以前的协定有漏洞或者是有待议条款而造成的。

有了一个协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协定，就有了一个接触渠道。有了一个接触渠道又缠夹不清的话，那么只会使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牵扯的范围越来越大，使它卷入民主化的舆论场，有了更多的利用价值，使它变得更向黑白分明的方向去演化，使得小的妥协变得更不可能，最终通向大的决裂。所以，这样的结局差不多在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了，中间的技术细节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情早晚会放大到，在一般民众中，对这些事情没有明确利害关系的民众占大多数，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只占少数。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少数或者利害关系很大的少数不能左右局面，而利害关系不大的大多数民众只能按照善恶站位的讲故事方法来理解问题。于是事情就会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进入它应有的状态，最后就只有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走到这一步就非得全面决裂不可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利可图的那一部分小集团整个就变成牺牲品了。

世界上过于分散而没有共同联结的集团是不会对任何问题产生出共同意见的。

不确定性对于出口商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重要的还不是具体的价钱是什么价钱，而是一个稳定的出货预期。

东亚和东南亚出的这些货是典型的血汗劳工产品，它的附加值是很低的，利润是极其微薄的，赚的钱是很少的，全靠价格竞争，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所以，稍微波动两、三块钱就可以使生产地从一个地方波动到另一个地方，让几千万人轻而易举地失业，而消费者还从没有任何感觉。如果越南的供货商可以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的话，那么客户肯定会云集到它那里去。

像那种弹性的关税机制的话，明显就会赶走所有的出口商。这就是说，出口商不知道接下来三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闹起来了，倒霉的一定是那些出口商，而他们除了吃哑巴亏、赶紧立刻止损、另外去找供货源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动作越早损失越少，以后还可以有赚头，动作越晚损失越大，结果必然是这样的。谈不谈，谈成什么样子，一点区别都没有。

男权时代，看重处女贞操的时代，假如镇上的人都在争论某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你根本不必去问医生或者是问其他什么人检查结果怎么样。你只要有医生在那里一天到晚检查，大家拼命登广告，有些人说她是，有些人说她不是，有些人说医生在造谣，有些人说医生不在造谣，接下来的故事就已经肯定了：那个姑娘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就是，改一个名字，搬到其他地方去住。要不然，她即使请二百个医生来，仅仅是她请医生来检查她是不是处女这件事情，就足以保证她嫁不出去了，结果肯定就是这样的。这个原因不是由于医生怎么样或者造谣者怎么样造成的，而是由于你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的天然弱势造成的。这个弱势就注定了，你平时就在水位线上，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宗教上的亲缘性根本不能带来政治上的亲缘性。

政治上的亲缘性是由演化造成的，演化会把所有的组织改造成最初创始人根本不认识的样子。

其实原始教义在编辑成册、受到极大尊崇的时候也就是它被系统性地重新解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发明过程。而这样重新发明出来的传统，正因为它跟原来已经相去甚远甚至完全不同或截然相反，才特别需要用原来的祖师爷的名义拿来发布。

凡是有战斗力的人，不打一仗是不会随便屈服的，所以他们坚持到最后。

在印度的各个族群当中，锡克人和拜火教徒是最亲英的派系。

民族发明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阶级的颠倒。阶级斗争在阶级地位最相近的两种人之间表现得最激烈。而外来人不大清楚，偶尔的小动作造成的阶级地位的颠倒会激起长期的仇恨。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原来不如我的人骑到我头上；原来一直比我高而且高很多的人继续骑在我头上，我对他却是毫无怨恨的。

立陶宛的独立是苏联红军的功劳。

谁是我眼前最大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一旦离开本土，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他们必须留下来。而留下来呢，任何外来势力对他们都是敌人。

凡是主要敌人打过来的时候，原先的敌人和其他的敌人就统统变成次要敌人，然后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土豪势力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离土不离乡，离开了乡土，丧失了政治生命，那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还不如死在原地，所以他们就只能这么做。这就是政治上合纵连横的结果。当然，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上可以做一些宣传。

政治上的弱者必定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只有这样拉一派打一派，使他尽可能地争取短期内的生存空间。如果短期都争取不到的话，那就根本没有什么长期了。

康德的学说，因为康德根本不参政，他一辈子就是一个隐士，所以他的理论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脉络推导出来的；但是马克思是一个不断参政、不断有敌人而且敌人不断转换的人，所以他的理论就没有脉络，他的理论是受政治形势横向拉动的结果。你把他的理论当成前后一贯的整体，不考虑他在不同时期是跟谁结盟反对谁的，那就会得出极其荒谬的切割性的东西。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理论，刘湘、李宗仁和锡克教徒的政治理论，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受当时的政治需要横向拉动的。这一点是政治上的弱者共同的特点。政治地位稳固的人一般是保守派。保守派跟当时的主流派是一致的，他的地位非常稳固，他不需要考虑自己安全不安全的问题，所以他能够保持理论上的一贯性。政治上的弱者，一般来说激进派通常是弱者。但是弱者不限于激进派，像是所有的民族发明家在其早期都是弱者。所以他在理论上是没一贯性的，是取决于他在政治上合纵连横的需要的。政治上的盟友是谁，他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向谁靠拢。

日本人强大，强大的人都傲慢，因此他不在乎你效忠不效忠。让他引起对你的忠诚的怀疑，就足以让你无家可归。

最初国民党搞情报系统的时候，它采取的是非常奇特的政策，一方面它在南京和它自己的控制区杀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用叛变的前共产党和明知是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匪谍来组建它的情报系统，因为国民党没有人才。

在1930年代，全世界匪谍学的最高造诣肯定是共产国际，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国家中哪一个国家都斗不过它。

对于锡克教徒这样的少数派和对于刘湘这样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刘湘到底是儒教徒、佛教徒还是什么信徒根本不重要，锡克教的政治势力到底是信什么教的也不重要。老实说，锡克教就算是改成巴哈伊教（锡克教早期跟现在的巴哈伊教是一样的，是一个典型的白左教，爱与和平的知识分子宗教），只要它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间和阶级地位中间处于类似的地位，它既不能容忍原先被他们征服的印度教徒骑在他们头上来，又不高兴原先是他们敌人的伊斯兰教徒骑在他们头上来，他们走现在的政治路线都是必然的，只要他们有这样的阶级意识。放弃阶级意识，索性跟大家大同，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只要稍微还有一点残余的势力，都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阶级地位。

各人都把离自己最近的压迫者看成最大的敌人，而把较远的压迫者看作自己的朋友。

吃亏的一方肯定要寻求补偿，而占了便宜的一方总是不高兴把自己占的便宜吐出来。

发明大德意志民族这件事情就导致德意志帝国非死不可。

发明了中华民族以后，为了照顾吴越资产阶级、南粤资产阶级、巴蜀资产阶级的各种利益，特别是那些已经受到过共产党一次损害、决不能忍受第二次损害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在贸易上是无法退缩的。而它无法退缩这件事情会在普通的美国吃瓜群众中间引起这样的感想：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这都是共产党坏。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是共产党原来的敌人——现在的改革开放干部搞出来的事情。

共产党会沦落到为了维护广东资产阶级的利益跟美国人翻脸、而让越南资产阶级占便宜这件事情，对于延安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老干部来说，那绝对是普鲁士东方贵族看到普鲁士不得不为了巴伐利亚而跟比利时和英国开战一样荒谬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除非他们肯放弃中华民族。如果不放弃中华民族的话，这些事情都要变成他们的罪恶了，他们要为此而得罪越南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这都是发明了中华民族的恶果，被绑上了中华民族这个战车的结果。

改革开放干部基本上就是过去被打倒的旧地主旧资产阶级的旧人，他们在这方面是特别没有回旋余地的。他们的地位像什么呢？因为我出身于这个阶级，我知道这个阶级所有的弱点。他们是头脑不清的人，他们认为共产党打倒了他们，共产党就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现在可以靠着共产党去争霸世界。他们完全不知道，共产党的胜利是靠着苏联和日本这些各种活动，不断背叛、不断钻空子的结果。

现在共产党党内的改革开放干部，就是袁克定和德国资产阶级这种人。而且他们还要加上一层巴伐利亚因素，因为他们是1978年以前被共产党整得死去活来、险些没有断气、但在1978年以后因为共产党搞市场经济以后突然有了利用价值的这一批人。他们既是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又是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改革开放干部是谁呢？是旧地主旧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呢？他们过去是侍候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的，在这些人的保卫之下做生意，他们本来就会做生意。所以，现在换了一个主人，他们继续做生意，发财大部分发到他们口袋里面了，尤其是黑金、半黑半白金和各种主要金。你知道，要涨工资，固定工资肯定是有限的，但是黑金则是无限的。你如果当共产党的正式公务员，再怎么给你涨工资也就是那么几千块钱了；如果你在共产党的保护之下去搞什么全球公司之类的，几百万几千万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于是共产党老干部愤怒地发现，改革开放养肥了他自己的阶级敌人，而且是跟他们讲仇的阶级敌人，他们不可能不拥护习近平来打倒这些阶级敌人。但是问题在于，这些阶级敌人是共产党主要的财政资源，而且跟1978年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现在在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不见得就会束手就毙，于是就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怪胎。看上去能够使党内矛盾和国内矛盾得以解决的唯一手段就是，中国走纳粹道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用国外抢来的更多蛋糕，比如说到台湾去把台湾的技术和资本拿下来，再分给大家，各人都有好处，那么原先这些看上去是不解之仇的矛盾就可以解开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914年也处在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英国的殖民地、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的话，那么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矛盾摆不平，普鲁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矛盾摆不平，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的矛盾摆不平。这些矛盾要摆平，只有德意志帝国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的结果是，所有参加征服世界的各方落到了共同毁灭的结果。现在，你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此刻就面临着这种情况。贸易战不可能解决。贸易战如果按照川普的条件或者按照任何条件来解决，都意味着改革开放干部跟黄俄老干部和无产阶级干部之间本来就有的矛盾立刻重新爆发。不解决的结果，共产党就要走纳粹道路，必然会跟以美国为首的整个世界体系——就像德国当年跟以英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一样发生正面冲突。当然，这个联盟本质上也是建立在不正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苟且和暧昧的基础上的。

分化瓦解，就是用你的姨太太来反对你，发动你的儿子来反对父亲，发动老婆来反对丈夫，这是共产党一贯的解构手法。

明朝末年的时候叛投满清的那批人谁叛投得最厉害呢？是首先投降李自成的那一部分人。

当初拒绝投靠李自成、千辛万苦从北京南下逃到南京、企图抵抗李自成的那批人，清兵南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抵抗清兵，为什么？没有里子至少还有面子，就算我被清兵杀了，就算大明朝灭了，我知道的，将来的历史学家是要编明史、清史的，我肯定是大明朝的忠臣，我虽然输了，但是我的节操是完整的。

因为你反正做不成忠臣了，做不成忠臣，那我还不如追求成功。可以做忠臣的那一部分，面子还是很重要的，我就算失败，我可以失败得很有面子，所以我就要面子了；面子已经没有份了，我就要里子吧。

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发明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要把1928年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那些人、1928年到1949年之间跟着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人、以及1949年以后跟着共产党的那些人统统统战起来。

当初我跟那些人闹别扭闹翻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原因，跟锡克教徒不能容许穆斯林和印度人占上风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们原先是不如我的人，如果统战成功，那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第一，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是一家人不好比，不同系列里面的阶级地位没法比，而现在我们可以比阶级了；第二，这个阶级地位至少是跟工作年龄很有关系，投共越早，阶级地位越高。你TMD在1948年带枪投共，变成老干部了；而我还在辛辛苦苦当技术人员，听你这个老干部的领导。老实说，我宁可让斯大林同志直接领导我，我都不能让你领导。如果俄罗斯人或者八个大大来统一中国，我倒是能够忍受，因为他们跟我没有关系。我拥护他们像拥护康熙皇帝一样，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但是拥护你们，老实说吧，共产党如果把你们杀光了以后再来统战我，我说不定还愿意答应；但是共产党先用了你们再来统战我，那就是辜负了我的忠义。让我做你们的下属，就凭我会做你们下属这一点，我就要连你带共产党一起打倒。就为了这个阶级斗争的理由，我没法跟你们合作。最核心、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个样子的。跟国民党和台湾的理由也就是这样的，如果国民党坚持反攻大陆，我可能会坚决主张，国民党应该首先把你们这些台独分子杀光，以免在反攻大陆的时候在背后留下隐患，我现在会跳着脚说国民党杀人杀得不够彻底，应该军法管制，把所有台独分子杀光，然后一起反攻大陆；但是既然国民党被共产党统战了，那么我的立场就要反过来，坚决支持台独分子杀光所有的国民党人，以免给共产党进攻台湾提供便利。

阶级斗争在哪里最强烈呢？就是在传统的共同体内部。

民族发明的主要动力就是阶级斗争的动力。

你不能用思想史去分析政治史，这是完全不靠谱的。用政治史去分析思想史，在很多情况下是靠谱的。

台湾的实质主权是属于美国的，而谁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谁就自然而然会失去一切，失去一切以后，你在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待遇可能还好一点，在自己最近的阶级敌人面前得到的待遇绝对不会好，你就等于是处在任人宰割的状态了。实际上这就是间不容发的状态，就是说老二和老三是掐得最紧的，老二和老大之间还掐得不那么紧。老二如果要挑战老大的话，一般来说首先会遭到老三和老四的合击。世界历史上一般都是这么搞的。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在它衰落的时候，一般来说主要挑战者都是不得好死的。一般来说，霸权总会转移到主要的助手手里面，像美国接替英国这样。中国只要进入了挑战美国的角色，那就很清楚它的结局了：它将来会像挑战过英国的欧洲大陆列强一样遭到瓜分。然后在这个瓜分的过程中间是大有可为的。原先押错了注的那些人都会损失惨重，惨到难以形容，比1949年还要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