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24

印度在中亚和东南亚的主要经营当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伊斯兰因素。因为印度是帝国，但是帝国自己在人民党兴起、国大党衰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跟民进党在台湾取代国民党的过程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是把反伊斯兰性作为它的新的、跟国大党那种统战的帝国逻辑相对抗的政治逻辑使用的，所以相对于过去一开始就是根据大英帝国规模来设计的国大党政权来讲的话，本质上是地方民族主义小党组成的一个中央大联盟的人民党执政集团更不适合于充当帝国的角色。这是它最主要的矛盾，也是印度帝国最大的弱点：真正有帝国野心和帝国格局的国大党人并没有帝国的实力，而帝国的实力集结起来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掌握在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人民党手中。将来印度帝国的主要问题就在这一点，这两种力量是相互矛盾的。等于是，支持人民党的各种力量本质上讲是要把印度帝国分裂成为很多跟台湾差不多的泰米尔国、海德拉巴国之类的小国的，而不是像国大党那样建立一个包括统战穆斯林、锡克教徒和所有各宗教建立起来的帝国结构。而印度要在南洋扩张或者在中亚扩张的话，它要面临的就是这些地方的大量穆斯林人口。印度的帝国传统，无论是英印帝国还是以前的穆斯林帝国，都是要建立在统战穆斯林的基础上的，而这个统战穆斯林的政策跟人民党赖以起家的印度教民粹主义本身是矛盾的。

中国的文科跟欧洲或者其他有古典教育的文科不一样，那些学文科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不操心钱的贵族；而中国的文科生，除了像我（我可能弄不好是唯一的例外，至少也是很少有的例外）是符合欧洲那种惯例的话，大多数中国的文科生都是因为考不上理科班又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才变成文科生的。他们一开始就是那种不愿意做技工、但是又做不了公务员或者做不了企业工程师的人，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没有出路是他们注定的命运，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是毕业就失业的那种人。

戴季陶是国民党从泛亚主义转向中国主义的关键人物。

共产党接受中国主义就是失败，因为中国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于是被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征服的体现；而国民党接受中国主义也是失败，等于是它作为南朝，准备到北朝去当一个统战的花瓶，准备好在台湾已经混不下去，在南朝本身已经混不下去了。

历史宣传，按照民族发明学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严格说来，历史教育虽然自古以来就是有的，但是历史教育需要在吃瓜群众中普及这件事情完全是民族发明家搞出来的，就是安徒生他们那些人搞出来的。

利用历史进行民族发明和政治活动这件事情，本质是欧洲人开始的。

历史自从进入大众开始就是作为政治工具的，纯粹学术的那种考据式的历史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共产主义的做法不是在于它第一个把历史当作政治工具，而是在于它以跟资产阶级作家相反的方式运用历史，按照我的术语来说就是以解构性、而不是以建构性的方式来运用历史作为自己的武器。这一点在涉及中国中心论的历史问题上就体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它既是解构的，又是建构的。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它是建构的，它要建立一个大中华主义或奥斯曼主义，它要像恩维尔帕夏一样建立一个大中华民国；但对于共产党来说是解构性的。它们心目中有不同的假想敌，同一句话和同一个行动，指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所以，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完全可能背后有不同的动力系统。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解构性的，解构性就是破坏，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帝国主义的建构。所以，它支持弱小民族的建构，目的是为了破坏帝国主义的建构。

共产党的真正支持者是极少极少的，但它可以轮流统战，以少数人一圈一圈地去统战。不是凭自己的硬实力，而是凭自己的统战联盟的实力去统战更外圈。但是当然这样做也很容易阴沟里翻船，因为你自己的统战联盟容易发生背叛。

统战联盟始终是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对统战对象都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做法，不能使统战对象坐大。

舆论政治连同它操纵的对象都是被人利用而无法利用人的。

舆论操纵者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因为你长期从事舆论操纵，所以你掌握不了武力。

对于台湾来说，实际上习近平不是主要敌人。中国主义者，包括台湾内部的华人势力，才是主要敌人。

普通群众相信什么，从来不是因为这是真理或者证据比较充分。越是复杂、丰富、确凿的论证，能看得懂的人就越少。

普通人在政治上能起什么作用呢？他们能起的作用就是主场拉拉队员给主场足球队起的那种作用。

时间对所有人都是这些时间，上帝给每个人都是二十四小时，但是这二十四小时的用途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把这二十四小时用在比较外围的工作上去，你的天花板就比较低，你很快就会撞到天花板，然后你在这个天花板底下盘旋几十年，你还是这个层次。

如果你有政治上的诉求，那么你就应该在了解形势以后毫不犹豫地突破天花板，直指权力政治的核心。这个权力政治的核心始终是战争权力。能够行使战争权力的少数人，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像小小的机车头带动庞大的蒸气一样，把吃瓜群众和舆论操作者都给带过来，因为他们是别无选择的，除非他们准备退场，否则在关键时刻掷出骰子的武力使用者把道道划定以后，他们只能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上做为数不多的几项选择。

中国主义者和所有的怀有政治目的的历史宣传家，我们且不论他们内在的动机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目的是要黑谁、打谁还是建构谁，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因为这是方向性的不同，关键是在于层次性的方面。层次性的方面就是，他们依据的始终是雅尔塔结构，就是二战结束时期的这个国际结构。你只要把这个国际结构去除了以后，他们就像是奥匈帝国联邦主义者和南斯拉夫联邦主义者一样，将会变成孤魂野鬼。无论他们的学术依据是多还是少，阶级层次是高还是低，他们都将无能为力。

大清国本来是满蒙贵族的天下，但是征服了十八省殖民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开科取士，因为觉得统治殖民地的人民还得用他们这拨人才行。于是，大清国就变成了满蒙贵族和科举士大夫的联合政权。1978年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黄俄恐怖分子的政权。原有的士大夫阶级，包括我家的所有先辈，都是被打倒的反动分子。如果你不是被打倒的反动分子，那只能说明你层次太低，连秀才都不是，人家还没有必要来打倒你。1978年以后，情况反过来了，开科取士，你们变成了改革开放干部。过去明朝士大夫和清朝贵族本来是敌人，现在在康熙皇帝的清朝构成联合统治集团。这个联合统治集团当中，当然，大部分人都是浑浑噩噩的，像邓小平在长征时期说的那样，我只会跟着走。少部分有点政治欲望的人粗略地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为了统治，那么我们就跟着共产党的统治了，管你什么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另一部分人把符号当作现实，就是六四那一批人。他们本来都是大学生，当时的大学生是候补公务员，就是要培养你进干部队伍的人，现在大概已经不是了。他们就要把这些意识形态符号、把胡耀邦和共青团拿出来宣传的那些旗号当真。

六四青年扮演的就是曾静和吕留良的这个地位，江泽民时代的广大贪官污吏和改革开放干部扮演的就是岳钟琪的那个位置。除了共产主义恐怖分子跟满蒙贵族部落有一点不同以外，在降虏士大夫这一边的故事情节是没有任何不同的。总有一些人是看重实质这一方面，有些人是看重符号这一方面。只看重符号这一方面，就只有抱着自己的符号去流亡了。

改革开放干部如果摆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他也很容易像袁世凯那样，顶多二十年天下，很容易被各种力量颠覆、分裂、搞垮。反过来说，真正消灭了这批招商引资改革开放干部、真的要恢复过去的列宁党体制的话，那么共产党必然会迅速崩溃，连原有的武器装备的维修、供应、保养都很难维持。

舆论制造者看上去很强大，这本身就是系统重组的信号。

各方需要舆论制造者，就说明他们自己的基本盘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时候制造舆论的人和他们的吃瓜群众才显得相当重要。一旦短兵相接，歧视链变得明朗化，谁硬谁软变得非常清楚，那么新的格局又会确立。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正懂得政治的人就应该把自己的JB练硬起来，把自己的武器练硬起来，这才是唯一关键的事情。趁着别人去搞舆论政治的同时，你要把自己的武装团体搞起来，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风行草偃的作用，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统战为什么需要？就是因为习近平没有真实的力量。习近平代表的是江泽民的反面，他是黄俄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干部的反攻倒算。

即使没有川普的加速，在人口老化的廉价劳动力流失之下，两个三角洲的金流中断以后，各地区未来的强人和土豪怎样维持自己的利益。这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了，而是铁一样的杀人能力和搞钱能力的问题。

假大空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中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还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全都不重要。将来掌权的必定是胡塞伊诺夫(Surat Huseynov)这种人，地方上的豪强人物。谁能够驾驭这些豪强，谁就能够掌握中国大陆的未来。在这个土崩瓦解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意识形态跟实质上的历史进程相差太远的话，那么你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忘记的。大多数失败的意识形态不是被驳倒的。

能够站得住是有枪杆子的强人，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其次就是能够顺应这种豪强崛起时代历史真正发展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辩论。关键就是两条：如果你能够制造出钱和枪来，那就赶紧把自己的团体搞起来，一切都是你的；如果你实在是制造不出来的话，退而求其次，你去观察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集团的人，那就足够了。

对抗的理论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于在将来的台湾能够掌握实质的统治结构的人。只要把这些结构能够掌握起来，比如说把企业送到南洋或者印度去，把海军送到日本和美国去培训，这样两个结构搞起来，掌握这些结构的人必然是未来的实质统治者。比如说，蔡政府内部制造出一批技术官僚，专门负责搞新南向政策，同时负责把台湾的军官送到美国和日本去合作军事演习、物资交流之类的，把这两件事情搞好了，这些技术官员可以长期在位，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是台湾真正的政治代理人。搞舆论政治的那批人，他们自然而然会跟着走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要讲实质性的统治，你渗入军队和主管经济的技术官僚部门把这一部分接管下来，或者是在民间设立强大的民团组织，在关键时刻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像印尼和波兰都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军民合作，国军会需要跟民团合作，而民团的重要军官可能也会被收编入国军当中，以色列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把舵手和方向控制住。

之所以迅速地搞出大蜀民国，是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暴露了习近平的基本盘非常之弱。他像当年的蒋介石一样，过多地依靠了意识形态。

习近平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他的基本实力不足以搞定局势，而他已经依靠大国崛起、重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太多的使他自己支持不住的东西，所以崩溃会来得非常快。可能真正资源消耗殆尽需要的时间线大概也就是蒋介石八年抗战的那个时间线，八年抗战就可以把他的硬资源消耗掉。消耗掉硬资源以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是管用的。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期限来临之前至少要制造出一个空架子来。任何理论都没有一杆枪重要，一个几百个人的武装团体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理论都要强。

有没有海外军团，能不能作战，那是最高标准，达不到也行，但是最低标准一定要有一个政权建构，低于这个标准在我看来就是处在很容易不及格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