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30

美國不是士大夫社會，它是世界上受官僚文化影響最少的地方，所以按照官僚文化標準培養出來的精英到美國一定是最不適應的。

美國特別在是二戰以後有一種類似准公務員制度的東西，就是大公司大企業的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士大夫文化是不培養統治階級的，它培養假統治階級。它培養那種，假裝在老百姓面前我代表皇帝，其實在皇帝面前你跟老百姓一樣，要殺就殺，要抄家就抄家，一點抵抗能力都沒有。但是在不被抄家、不被殺的情況下，皇帝只有一個，皇帝只能通過士大夫面對老百姓，你在老百姓面前是極其有尊嚴的。

士大夫文化培養什麼？是培養假統治階級，是沒有統治階級的能力的假統治階級。為什麼士大夫能號令老百姓，老百姓為什麼怕他呢？因為他可以抓你進監獄。抓你進監獄憑什麼呢？憑皇帝的武力，因為我是皇帝的代表。當然，皇帝也可以憑這個資格把你士大夫本人也抓進監獄。

那麼皇帝的武力從哪兒來呢？皇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他哪兒來的武力？開國皇帝的武力。開國皇帝是誰呢？只有兩種人。第一，蠻族軍事領袖。他自己是蠻族貴族社會的酋長，像日耳曼人的公爵和伯爵一樣入侵羅馬帝國，他憑酋長的權力，在被征服者的降虜社會中變成了滿洲皇帝。滿洲在草原上只是一個可汗，在明國的十八省就變成了皇帝。然後他在明國的十八省把明朝投降的公務員和那些想當公務員的未來費拉們提拔起來，繼續像明朝皇帝一樣統治。這是蠻族征服者的來源，它依靠的是蠻族的武力。一旦蠻族所謂漢化了——據說這是進化，但是很明顯的結果就是他們以後學會了作詩卻不會打仗了，等完全不會打仗的時候，他們的朝代就垮台了。第二種來源是朱元璋那種類別的，流寇的頭領，邪教的頭領，反正是各種武裝集團的頭領。他們出身於在和平時期為士大夫階級賤視的社會邊緣人，然後閃電一樣的通過階級鬥爭奪取了政權，把士大夫踩在腳下狠狠地踐踏了一陣子，像明太祖瘋狂地殺讀書人那樣以後，最後就悲哀地（也許並不悲哀）發現，為了統治老百姓，還是得用士大夫，於是又把那些沒有被踩死完的以及重新被培養起來的士大夫提拔起來，讓他們去統治人民。這就是士大夫階級。

高等教育培養的是士大夫階級。

士大夫階級跟江湖好漢比起來的話，他跟貴族騎士比起來少了一把寶劍。

不能打架的文縐縐的書生——請注意，不是孔子，孔子是沒落的小貴族，他的孔門六藝中間有兩門就是打仗的藝術，怎樣射箭，怎樣駕駛戰車。如果在現在的話，那他就是一位美軍坦克駕駛員或者美軍飛機駕駛員了。如果孔子本人生在美國的話，他肯定要說沒有進過海軍陸戰隊的人做不了孔門子弟的，做孔門子弟是不及格的，你們統統TMD是假冒偽劣的。真正的孔門子弟到了日本以後就有這方面的發現，他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日本人說明朝的士大夫是假貨，只有他們才是真貨。日本的武士是什麼樣的呢？像加藤清正或者諸如此類的人，年輕的時候一路打仗，大字都識不得幾個。而且，日本就沒有士大夫階級，有學問的人是佛教的和尚。佛教的和尚除了讀佛經以外，業余也讀一讀論語、四書五經，也寫一點儒書。日本的儒家傳統主要是寺廟附帶傳播的。而武士到了三十幾歲已經打出一點名堂來了，然後他到寺廟去跟僧侶講學問，和尚拿論語來教他，他就恍然大悟地說，「我活了這麼大，還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的好書。」然而在日本國學家眼裡面，真正能夠履行儒家忠義之道的顯然就是這些日本武士，而不是十五歲束發讀書、三十歲的時候已經飽讀經典、同時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皇帝來了，要殺你就殺吧，臨死之前喊一聲「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強盜來了，伸出脖子去，你要殺就殺吧，臨死之前罵賊而死，「皇帝萬歲，你們是假的」。好了，這就是他一輩子所能做的事情。

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少會出匪諜，但是從歐洲來的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這些人很容易有匪諜。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就有一個發現，因為台灣民生尚稱小康，而日本人的治理又很有成績，他發現台灣人當中極少有共產主義分子；而他帶來的國民黨公教人員當中有大批的五四青年，以及即使目前還沒有變成匪諜的人，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利用價值，你還沒有碰上，一旦有機會的話是很可能加入匪諜組織的。這兩種感覺是不是很有相似之處？是土鱉鄉民被腐蝕者和理論造詣高級的腐蝕者之間的關係。

英國人崇拜貴族，美國人崇拜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

麥卡錫不是自己選自己出來的，他能選上就是說明，周圍有很多美國土鱉鄉民對這撥萬惡的歐洲人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美國軍隊是美國性比較強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美國鄉民子弟，待幾年就回去了，還保存著淳朴的美國性。

美國的統治階級是怎麼來的：資產階級和軍隊。你要麼做老板，要麼做軍人，只有這樣你才能進入統治階級。如果你一開始就走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路的話，開始看上去好走，但你永遠也做不上統治階級。這個不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問題。第一代人有環境適應問題，而第三代人沒有了。但是你如果還是這樣的話，你永遠跟統治階級絕緣。而其他當了兵的、像鮑威爾將軍(Colin Powell)這樣出了軍官和牧師之類的人，那就不一樣了。例如，美國黑人的地位顯然就比任何華裔要高。而華裔反而瞧不起他們，因為他們只看到黑人失業的那一部分。其實美國黑人的精英階級自古以來就是兩種人：牧師和軍官。美國黑人在西點軍校的比例是極高的。就憑他們產生了這麼多軍官，他們的地位就是不可撼動的。而民權運動對黑人其實有重大傷害，因為它損害了黑人牧師。黑人牧師是社區的經營者，窮人或者婚姻不合的人是黑人牧師負責的。所以，他們雖然窮，但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而且凡是黑人牧師領導的社區，即使是窮，南方現在還有很多黑人是這樣的，他們恰好處在過去的蓄奴州，他們有非常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音樂方面也出產了大量的黑人牧師，美國對外輸出的牧師當中有很多都是他們出的。他們的神學立場往往比白人——比如說長老會的教派更保守，他們的社區是完整的。這個你就不能用掙的錢多少來看。掙的錢少的人，很可能他們所在的地方的消費水平就那樣，他們根本不覺得生活困苦。他們家庭和睦，信任他們的家庭和社區，日子過得很好。而民權運動以後，大政府介入，用福利制度來養那些單親母親，使得牧師的權威喪失。政府取代了牧師，結果造成了一大批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向政府領福利救濟，住在大城市裡面，從貨幣資產上來看比那些黑人牧師掙的錢還要多，但是他們的家庭破碎，他們養出來的小孩十幾歲以後就沒法管，造成了一個無法融入中產階級的黑人底層問題。而已經融入中產階級的，像卡森醫生(Ben Carson)那些人，他們比很多白左自由派要保守得多，他們更不願意墨西哥移民或者其他外來移民進來，他們其實就是黑人內部的古巴移民克魯茲(Ted Cruz)這些人。而華人對問題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這個很明顯是一種阿Q精神的體現：他跟別人比的話，一定找別人最差的部分，而不是找別人最好的部分。這就投射出兩件事情：第一，你的地位不怎麼高。凡是往下比，那就是為了給自己找精神安慰。往上比，就是想要做事，提高自己的地位。凡是想要做事的人總是往上比的，他的眼睛看不見社會下層，看到的是各式各樣的成功人士，他肯定能夠看到像卡森醫生的黑人牧師和黑人軍官那些人；如果你竟然不看這些人，那就是你根本不想往上走，你覺得目前的地位還好，你儘可能地欺騙自己，給自己尋找精神安慰。不肯往上走的主要原因就是德匹下。要階級躍遷，最主要的障礙跟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和左派作家所說的相反，不在於社會，而在於你自身的習慣。如果你保持你原有階級的習慣，進入另一個階級以後你會感到身在監獄之中，時刻都想逃離。

以後他再也沒去跟他的老朋友聯絡，以後他就真的變成一個日本人了，那些人也就真的變成特殊部落民了。階級變化和文化變遷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不同階級和不同文化傳統各有自己的特殊習慣。你如果要改變自己的階級地位的話，最重要的就是這些。你改變不了階級習慣，那麼就像是王洪文這個工人階級進了中央文革以後，他最關心的仍然是整天吃喝玩樂。李自成進了北京城以後，他一天到晚最關心的還是從士大夫家裡面搶東西。本來開始投靠他的那些士大夫覺得，你這個樣子不像是要轉型做皇帝的樣子。朱元璋進了南京以後，不是就開始重用士大夫、開始抹掉他信奉邪教的歷史嗎，而你怎麼還跟做強盜的時候一樣呢？於是就漸漸離散了。王洪文進了中央文革以後也是一度有機會從體制內找一些幹將的，但是那些幹將一看，他只要吃到自己在做工人的時候最羨慕的特供飲食就忘乎所以，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就料定你丫是個扶不起的阿鬥，以後也就漸漸星散了。結果也就是這個樣子的。等於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適應期的。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其實也就是這個樣子。你等於是得到了一個試用期，然後別人看到你賊性難改，又要把你趕出去了，馬上就是王洪文那種下場。現在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人當初在明治維新以後加入國際體系的時候其實也有過這樣一段時間。但是日本人就像是科幻小說《日本沉沒》說的那樣，有封建騎士的傲氣。儘管他們的馬匹很小，比不上歐洲人的馬匹，各方面技術也差很多，但是他們有那種傲氣：我寧死也不占別人便宜，寧可吃虧，打落牙齒和血吞，說出來的話也一定要算話，要不然就覺得自己不像個武士。說到技術水平的話，它是東亞技術水平，但是就因為有這股武士的傲氣，他很快就咬著牙挺過了這個階段，最後就變成一個黃皮膚的榮譽白人了。這個其實就是勵志文學上經常說的，就是你的價值觀問題。日本人再窮，他也覺得他是一個窮武士，武士的榮譽感在心中起作用。技術是不難的，你學會了以後，只要有武士的榮譽感，你自己搞也能搞出來。

但是這是他們的價值觀的作用。如果沒有這樣的價值觀、沒有這樣咬牙切齒發狠的精神的話，他們也做不到。而中國人就不行，中國人是朱鎔基那種態度：「我們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優越性——我們會耍無賴。你們達成國際體系以後制定國際規則的時候有邀請我們參加嗎？沒有吧，沒有我們中國參加的遊戲規則，我們是不遵守的。不遵守，我們可以占很多便宜。別人不能偷的，我們都能偷。」然後你就占了很多便宜，然後你就被趕出去了。結果必然是這樣。這個就是我說的德匹下了。我發明出德匹下這個詞的時候是根據我見到的很多具體的人得出這個結論來的。當然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他們全是被社會害的。按照我的觀點來說，其實他們是被他們自身的生活習慣和階級習慣所害。而且他們一旦有了一種什麼都怪社會或者怪壞人的理論的話，這個理論像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理論「全是資本主義的錯」一樣，能夠無限解釋一切問題，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躺在社會最底層。躺在社會最底層比做中產階級要舒服得多。就像是，你做了部落民可以隨便吃肉，但是要做一個整天學茶道的上等武士的話，那你是不能隨便吃肉的。印度也是，婆羅門就不能隨便吃肉，而且還要有很多清規戒律。世界上任何地方，上等人都要負特殊的義務，有很多清規戒律。你要負得起這些義務、受得起這些清規戒律才行，才能作為世俗的統治階級，世界政治的核心。世界政治的邊緣很容易出現費拉大君。廣大費拉群眾沒有戰鬥力，大君的戰鬥力只要比他們稍微強一點就行了。但是世界集團的中心，它的統治集團像羅馬元老一樣，它必須負軍事責任。美國的統治階級必須能打仗。你只要能打仗的話，你可以迅速地坐直通車進入統治階級，加入美軍；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始終繞著邊上走，進不去。

但是你要加入美軍，比如說，要產生出這樣的倫理，你需要整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都改一下，不是說你單純加一下就行了。第一，你不能是獨生子女的父親，你要像美國中部的那些普通的基督教家庭一樣，平均要有三個孩子。獨生子女的家庭是高風險家庭。像《拯救大兵瑞恩》所說的那樣，它承受不起喪子的風險，跟多子女家庭不一樣。貴族制度也跟多子女家庭有關係。有繼承爵位的長子，有當牧師的幼子，有另外一個到處游學各國、四處試探、充當冒險家的幼子。貴族家庭也不能是獨生子女，否則整個繼承法都沒法展開了。甚至你不能只有兩個孩子，兩個孩子是法國式的兩胎制。兩胎制的意思是什麼？為了繼承遺產，為了確保下一代的錢不比上一代人少。女人要嫁個好人家，那你就要有一筆好嫁妝，否則你去吃丈夫家，你就嫁不到好人家了。你要嫁到跟自己階級相同的好人家，你就要帶一筆嫁妝去，保證你丈夫的階級地位不會因為娶了你而降低。然後你生了兩個孩子，剛好兩個孩子分你的嫁妝和你丈夫的遺產，保證原有的生活質量。如果生得太多了，土地什麼的遺產一分，生活質量就下降了。兩胎制是守成的制度，不是殖民的制度。英國人生的比法國人要多得多。英國人口原來只有法國的四分之一，殖民以後是法國的十倍，因為多余出來的孩子會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去。羅馬戰鬥力的奧秘在哪裡？羅馬的小兒子在羅馬本地分不到土地。通過戰爭，他們到遠方去建立殖民地，加入羅馬軍隊。羅馬戰鬥力的秘密和羅馬殖民主義的秘密全在這裡，跟他們羅馬家庭虔誠信奉神明和他們的多子女是很有關係的。而驕傲的希臘知識分子則像歐洲知識分子一樣，傾向於少生和不生。埃及的費拉則像大清帝國的費拉一樣，傾向於多生和怕死，像沙丁魚一樣，依靠多生來逃避動亂造成的屠殺。不是去征服別人，而是希望別人拿著刀來砍你的時候你的脖子足夠多，砍了以後還有剩下的。這就是三種不同的生育策略。今天歐洲的知識分子、組成美國軍隊的美國鄉民、東南亞和印度的那些多生育的費拉，仍然體現了這三種不同策略。大清國的費拉過去是跟印度費拉一樣，用的是埃及策略。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列寧主義家庭有效地實施了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種族滅絕，已經可以完全看成是死人了。而台灣的中產階級走的是歐洲白左路線，他們的生育率極低。幸虧他們的對手是共產黨，共產黨是自我滅絕性社會。如果他們的對手是多生育而能戰鬥的穆斯林，一個中華伊斯蘭共和國，那麼台灣是凶多吉少的。但是因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那麼台灣還有救。基本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的。這才是台灣中產階級社會最大的弱點。你最大的弱點不在於你的敵人而在於你自身，你最大的弱點永遠在你自己。如果不在自己身上找弱點而找敵人身上的弱點的話，你總有一半失敗的可能性。你必須像孫子兵法說的那樣，克服自身的弱點，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你在美國，那麼你需要修改一下你的家庭倫理。這個不能通過改信基督教來完成，因為你很可能建立一個華人教會，除了念經以外，其他整個價值觀——涉及家庭和生育的價值觀是白左式的或者費拉式的，那不行。優秀的、真正美國式的家庭，是那種從中學開始就打橄欖球、把當國民警衛隊之類的活動看成自己跟談戀愛一樣的人生必經之路的家庭。而如果你的價值觀不對，你要說你不能去死，不能做任何有危險的事情，你要好好讀書，讀一個名校出來當醫生或者工程師，那麼你給他幫了倒忙。我們得注意，對於十五歲的兒童來說，他其實是有三種選擇的。第一種選擇就是，他的信息和機會來自於橫向，就是他的小伙伴團體，這種人代表水平線。第二種，他有一個精英階級的引路人，這個引路人最好就是他父母，比如說像老布什和小布什這種關係，這個引路人的水准比他周圍的小伙伴要高。所以小布什儘管成績不怎麼樣，就還是進了大學，當了兵，有了功績，最後還當了總統，因為他是精英階級出身的。第三種是最壞的，他有一個往錯誤方向的引路人，而且會利用子女對家庭的天然之愛作為敲詐。華人家庭最喜歡這麼做，「你不聽我的話就是不愛我，我為你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犧牲，嗚嗚嗚嗚嗚嗚，我要哭了」，然後利用天真的小孩的軟心腸來把他引向錯誤的道路。外行人指揮內行人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下等人指揮上等人也是非常危險的。直截了當地說，你要有這樣一個心理準備：即使你是白俄，你在哈爾濱也不是上等人，你在聖彼得堡才是上等人。即使你過去是俄國貴族，現在你的騎兵團已經被布爾什維克打沒了，你就不要以上等人自居。如果你沒有上等人的資源而以上等人自居，而且把那些沒有資源支持的價值觀教給你的子女，那麼你是在害他。如果你的目標是讓你的子女或者孫子在美國社會有出息的話，那麼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十幾歲以後，記住，不要管他。你的子女不會是小布什，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就像是，地球上沒有長生不老藥。皇帝要吃長生不老藥，他比不吃藥的皇帝死得更快。他最好的道路就是聽他的小伙伴的話，橫向影響。如果他有各式各樣的功績之類的話，那麼下一代可能會更好一些。如果你對他用你原來的那些社會規范來引導他的話，那你是增加了他的負擔，使得別人輕裝上陣的時候而他背後要背一個包袱，你就給他幫了倒忙，耽誤了他的時間，損害了他的機會。我想，大多數華人家庭都是這樣的。

台灣人在美國的社區是冷戰文化的產物，所以有些屬於冷戰文化的特殊現象很可能被他們當成了普世性的、無時間期限的成功經驗，那就要糟。那麼你就像是一個儒家知識分子那樣，在科舉廢除以後，堅決要按照自己原來的方式教自己的孩子，說「我是這樣的，你也得是這樣」；然後還要給自己的女兒纏足，使他的女兒將來嫁不出去，或者等到三十幾歲還嫁不出去，然後再來放足，留下一雙不大不小的解放腳，那麼你害了她了。這樣自己害自己的兒女的事情在歷史上是經常發生的，所以這種情況是一定要避免的。

你要想讓他進入精英階級，兩件事情是必須做的：第一，社會服務；第二，軍事服務。

像他這樣的人是怎麼產生出來的？他顯然是從小就長在虔誠的美國基督徒的家庭裡面，從小就做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沒什麼深文奧義。如果你的社區相互信任的話，對你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你是一個半大孩子，課余沒有事的時候，你就跑到教會去，扶一扶老人，照顧一下病人，幫別人家帶一帶小孩，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嗎？你看到小孩也挺萌的，你就去帶一帶他們，這需要什麼專業技術？什麼也不需要。你小的時候也是由這樣的大孩子帶大的。有你在，那些你左鄰右舍的婦女就可以生很多孩子了，你自己的妻子也是這樣。然後你在這樣的社會服務當中做得好一點，左右小伙伴覺得你是一個servant，就是相當於中文裡面急公好義的人，品格挺不錯的人，你自然就出來了。你有這樣的品格，然後你跟這些小伙伴一起出去當兵，你沒有戰績是不可能的。軍隊怎麼樣能有戰績呢？你有保護你戰友的強烈沖動。有這個沖動，你自然就會有戰績。就好像說，好色的人總會有女人；不好色的人，你無論讀多少勾女百科全書也不會有女人。怕死的人怎麼也不會有戰績。但是有戰績的人也不見得是真正很英勇或者技術很高明的人。他愛他的戰友，他就會有戰績，就是這麼簡單，因此他自然就會有戰績。服務精神和軍事功績，兩樣都是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這兩樣夠了，其他問題都不成問題。

什麼叫民主？民主的意義就是，大家差不多。張三當執政官和李四當執政官是一樣的事情，選誰都差不多。所以，不但投票可以，連抽簽都可以。當然，這是在公民團體的德性的基礎之上。而公民團體本身的邊界是極嚴的。公民團體本身的邊界像君主的繼承權邊界一樣嚴格，不是什麼人說我是王子我就是王子的，不是什麼人說想要做雅典公民或者羅馬公民就能夠做得了的。你沒有為雅典或羅馬打過仗，這一般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凡是行之有效的民主，它的公民團的邊界就像是行之有效的君主制的王室繼承權邊界一樣的鐵一樣嚴格。

本來就不應該大多數人受大學教育的。這件事情和福利制度一樣，是全民戰爭造成的。美國大學開始招收普通人，是退伍軍人免試入學法案。為了保證退伍軍人得到中產階級的地位，二戰退伍軍人免試入大學，然後他們就可以做中產階級的工作了。這是五十年代中產階級人數擴張的一個來源，也是大眾民主的一個象徵，跟普遍福利制度一樣。普遍福利制度其實是退伍軍人待遇的全民化，因為全民戰爭使得每個男人都要當兵，這是以前沒有的。因此，大學變成普通人都能上的了。首先我們要明白，大學本來就是階級工具。什麼叫精英？精英就是階級的意思。之所以用「精英」而不用「貴族」，那完全是因為迎合民主社會的偏見。但是民主社會需要精英，就說明民主社會需要貴族，這就說明純粹的民主是根本行不通的。由教育產生的精英階級比起由戰爭產生的精英階級是要糟糕得多，就是因為它的德性邊界不確定，很容易導致德性敗壞。有錢人建立一個哈佛大學或者有錢人捐一筆錢在牛津建一個什麼學院，本來就是貴族和資產階級讓自己的子弟在年輕時代有一個階級內部的社交俱樂部。他們從事的橄欖球運動或者棒球運動之類的，本身就是一種貴族的模擬戰爭訓練。成績那些是不重要的，只是次要的。而且知識很快就會過時，技術員性質的知識都是很快就會過時的，你學完也沒什麼太大用處，以後隨時下一點技術資料就行了。它的用途是要形成一個排他性的階級網絡，一個上等人之間的網絡。我們是牧師，我們是貴族，我們是社會的精英階級，我們從小就認識，天然就信任。它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一個高信任度的精英小團體。如果人太多太濫或者用成績來判斷人的話，那麼這樣的信任關係就會遭到稀釋和削弱。球類運動也跟你的成績沒有什麼關係。球類需要爭取成績，這本身就是商業化和大眾化的產物。它本來就是你自己踢著玩的，一種模擬演習。所以，像這種捐錢給大學的人，本來他的做法應該是這樣的：我自己建一個學校，或者是我捐出來一個學院，然後讓我的子弟在那個學院裡面去當幹事。或者照十八世紀英國的做法就是，捐錢給教會。比如說我是德文郡伯爵，我捐錢給某某教區，讓它建一個教堂，然後我家的繼承不了爵位的小兒子就在該教會當會吏長，很有可能就是一個領幹薪的會吏長。正常情況就是這樣的。所以應該說，現在阿拉伯王子或者馬來王子之類的到牛津大學大量捐錢，把他的子弟送去，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的子弟變成英國貴族當中的最低一級。這種操作方式已經搞了幾十年，所以這個很明顯是下層階級不懂得操作手段，弄錯了方式。那個足球隊根本不重要。你把那些錢拿去捐一個學院或者自己建一個學院，安排自己的子弟不就得了。要按照考試成績或者按照足球成績選學生，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屌絲階級的想法。屌絲階級的想法就是說，我上大學，我是來占便宜的，我要想哪一方面的便宜占得多。像是日本前財相麻生這樣的人，他乾脆就讓他的子弟不要去上公立大學，就是這個原因。公立大學是給需要錢的窮人準備的，像窮人送自己的子弟去當童工一樣。我們家裡面不缺錢，不要去跟那些可憐人搶他們的飯碗。這樣搞下去的結果當然就是，真正的精英階級會另外搞一個系統，俱樂部式的系統或者獨立的私立大學系統，把公立大學讓給你們，然後公立大學的名聲漸漸就自然而然變濫了，變得跟社區大學或者不上大學毫無區別了。蘇聯有一個笑話就是，自從蘇聯解放了婦女、女醫生的數量大大超過男醫生以後，醫生的待遇也降到婦女平均的工資水平了。其實這不是笑話，正常情況下就是這樣。凡是階級解放、下等階級涌入原來上等階級的地方以後，就像是窮人和有色人種進入美國市中心以後，美國市中心的房價就降了下來，精英階級就搬到郊區去了，精英階級必然要另外找系統的，結果只能是這樣的。然後另外建立系統以後，原有的平衡又重新恢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