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流轉

叢書：通俗阿姨學01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一卷文化

出版日期：2024-12-25

ISBN：9786269914746

（西方文明）三個來源：猶太系（希伯來系）、希臘系、日爾曼封建系。在憲法和法律方面，日爾曼的封建傳統起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每一條路徑都在路徑積分圖上畫出來，自然像電子雲那樣，有比較稀疏與比較密集的部分。你所看到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所有這些不同的路徑積分最後的結果。

普世主義產生的時間異常地早，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它曾經多次接近成功，但每一次都重新由成功轉為失敗。基督教曾以為，如果消除了異教城邦，在兄弟友愛之下，天下將會大同。但實際上，基督教內部的教派糾紛，馬上就取代了原來的糾紛。你以為能消滅原有的糾紛，但其實只是用新的糾紛取代過去的糾紛。

從實然的角度來講，普世主義取得勝利的可能性非常小。從應然的角度來講，我對它也抱有極大的懷疑。因為普世主義所帶來的和平幸福，隱含著消滅各種差異性，使文明變得單調貧乏的巨大危險。

文明的發展並不是沒有代價。從局部來看，其中一部分代價似乎跟痛苦有不解之緣。一個完全和平幸福的系統，不是一個能自我持續的系統，也不是一個能不斷產生新秩序、有利於自由文明的系統。

任何事情都有季候，也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別。首先要定位，如果你不定位、盲目地引用是沒有意義的。

二十四史通常是這樣編著的：英明的皇帝聽了英明的建議，做了偉大的事業；不英明的皇帝聽了愚蠢的建議，做了愚蠢的事，導致國破家亡。它會給讀者留下錯誤的印象，以為任何事都是可以解決的。如果解決不了，那是因為領導人不夠英明，提出建議的顧問又心懷奸詐的想法；如果君明臣賢，本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切失敗都是由於昏君奸臣造成的。也就是說，換一個明君賢臣上去，問題就解決了，但這當然不是實際情況。

這世上完全屬於個人才能的事並不多。

但歷史和政治事物很明顯就是社會性的，不是取決於你自己，而是取決於你所在的那個社會環境。所以，它跟個人才能的關係是非常微小的。一般來說，都是時勢。如果你的所作所為符合你的時空位置，就能成功；不符合時空位置，就不能成功。

在失去力量、但充滿各種三十六計和政治經驗的老年人看來，擁有蠻力的年輕人總是魯莽的。如果這些年輕人有策略的話，他們的力量本來可以帶來更好的結果。而老年人雖然有這些策略，卻不再有力量了。這就是季候的因素。

如果你要獲得政治上的成功，無論你個人的偏愛是怎樣的，都不得不遷就時勢。

你如果想要讓你的做法有成果，你就只能順水推舟，而不能夠一味地追求你想要的東西。你當然也可以一味地追求你想要的東西，但那樣的話你就最好不要參與現實政治，否則你的夢想會使你失敗。

中心和邊緣的因素很好理解：你在中心可以攪動邊緣，但在邊緣就不能攪動中心。

蔣介石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雖然生在世界體系的邊緣（這一點顯然不是他造成的，也不是他透過聰明或愚蠢的策略就能改變的，也跟他個人才能無關），但他一定不能接受這種地位。

培養出蔣介石的那個時代，當時的青年經常說他們取名字都要叫做克歐、克強、超百，一看就是梁啟超小說裡的人物。他爸媽給他取的名字一定不是這樣的，但他為了賣弄，用名字來體現自己的偉大理想，就是要取這種性質的名字。這些名字體現的是這樣的理想：建立一個新中國、大中國，讓歐洲小國相形見絀，使這個大中國變成歷史中心，就像他們編造出來的中華民族史一樣。但這個理想本身就會毀滅他們，因為東亞自古以來就處在歷史邊緣，這個理想有如逆轉世界秩序，不可能實現。

從他們所在的環境來看，如果他們利用現有資源，採取別的途徑，例如像何鍵那樣，用少得多的資源走「湖湘尼亞」的保境安民路線，本來是可以成功的；但他們一定要走復興大中華路線，同時去掐日本和蘇聯，結果雖然有比何鍵更多的資源，卻還是一敗塗地了。

他們如果懷有另一種理想，適當利用資源，在東亞建立一系列成功的拉美式小國，本來是能以成功者的身分載入史冊的。但他們企圖建立一個進入世界歷史中心的大國，把老本都輸光了。這都是無視時勢的後果。

你可以說蔣介石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沒有達到目的。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失敗者還是成功者，主要看他實際上做成的事跟他的願望有多大的差別。你處在什麼樣的時勢當中，就給你能夠實現的目的加了上限和下限，你只能在這個不是很大的範圍內活動。你如果謹慎使用自己的資源，像老安德洛尼卡皇帝說的那樣，去追求你本來可以得到的目的，你多半就能獲得成功。但這種成功其實也是很可憐的，因為你實際上必須根據現實情況來調整你的理想，而不是根據你的理想去調整現實。如果你只想要你喜歡的東西，而這東西多半跟現實能容許你做到的事不符，那麼你必然要失敗。梁啟超如果只做知識分子，他顯然是成功的，但他要客串當政治家，結果他的政治生涯從來都是失敗的。

當我談論諸夏時，我說蔣介石和宋教仁曾有的那種夢想，一開始就註定失敗。

無論我喜歡什麼，我只能提供我預測能夠實現的東西。下限就是各路張獻忠造成的割據，上限就是各路張作霖造成的割據。你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張作霖變成朴正熙，變成一個韓國式的前民主國家，給以後的民主國家打下基礎。這就是你能指望的最高成就。如果你的理想超過了這個限度，你必定失敗。而且你為了追求更好的東西，可能連張作霖和朴正熙都得不到，直截了當就落到張獻忠手裡。

但這根本就不能證明民族國家是我最喜歡的東西，我最喜歡的東西肯定是希臘式的城邦國家或歐洲式的封建體系。但這種東西就像蔣介石的理想一樣，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我只能拿來玩一玩。如果我要負責操作，或有人要負責操作而讓我參加的話，我一開始就根本不會採取我最喜歡、最想要的東西，而是會追求形勢發展上勉強還行的幾種途徑之中，相對較好的東西。

大體上講，在知識分子集團已經產生、世界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積累時代就趕不上消費時代了。

文明的積累時代大部分是在部落時代和封建時代，這些時代存在於神話和傳說當中，由無數無名英雄組成。這時候的人還沒有知識分子的虛榮心，還沒有想要建功立業、變成路易十四那樣的偉大人物。等到追求明君賢相這種偉大理想出現時，揮霍者和消費者就出現了。

你要留名青史、獲得偉大成就，最容易做的就是動員國力，在短期內把幾十代祖先積累下來的財富和社會資源拿出來消費，就像拿破崙那樣遠征各國，獲得表面上的偉大成就，哪怕最後等著他的是滑鐵盧。

也有很多拿破崙沒有等到滑鐵盧，以一代明主的身分載入史冊。他們作為榜樣，激勵愈來愈多人，大家都不想像聖路易和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時代的明主那樣，不求個人榮華，只求種樹，而是想像拿破崙和路易十四那樣，摘下前人種好的果子，讓自己做偉大人物。

等到高級政治進入這個消費性階段以後，如果你單方面停下來，你就會變成吃虧的一方，接著成為失敗者被推到政治圈外，而願意做消費者的人便會取代你的位置。這樣的遊戲規則一路演化下去，即使你事先知道結果，也沒辦法中途改變。這時，如果你還想積累，那就只能退到圈外，去一個不會被消費者和汲取者影響的地方。

一般來說，願意積累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活動本身。

文明的冬天就是用來毀滅寄生蟲的。

搭便車的人太多了，剩餘的秩序就漸漸消耗殆盡，文明的季候就會進入嚴冬。嚴冬的用處就是凍死寄生蟲。

在文明的嚴冬，像中世紀早期的歐洲，這時已經沒有保障普遍安全的帝國，沒有提供麵包的福利機器。不能勞動的人和不能保衛自己的人迅速滅亡，或是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重新拿起武器保衛自己，親手為自己勞動。這就是文明冬天的意義所在。真正能消滅寄生蟲的就是這種體制。

任何一個文明只要腐化到一定程度，都會引來自己的冬天，而冬天則是自動起到了消滅寄生蟲的作用。這個機制可以說是自動運作的，用不著任何人去主動干涉。主動干涉本身也是不起什麼作用的，因為文明末期的特點就是心口分離。你不可能喚醒一個裝睡的人，也就是說你不可能透過語言來教育寄生蟲改邪歸正。他如果願意改邪歸正，那當然是因為嚴冬已經來臨，他受到了非常實際的壓力。

當然，你可以提醒被寄生蟲剝削的人，不要相信那些嘴上說得多麼好、但實際上都是為了剝削你而設計的理論。要懂得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要把自己的善意拿給註定要辜負這些善意的人去惡意消費。如果你要行善，就要把機會留給那些符合你的價值觀、值得幫助的人。

禮失求諸野的原因是邊緣地帶節奏慢。

至於季候這個問題，只適用於單獨的文明，而不能只適用於文明的一個部分。

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延續，所以處於人類文明的早期，還有儲蓄的能量；平等化以後，這個能量就漸漸減少，趨於消失了。平等化是一個重大關口，是文明進入晚期的主要標誌之一。

深得人心的群眾領袖或軍事首領推翻原有的共和政體、建立專制，有兩個著名例子：拿破崙與希特勒，他們都是凱撒主義的典範。模仿拿破崙的人，前有布朗熱，後有戴高樂。

依照古典的政治邏輯，當民主自然發展，是會不斷透過暴民政治向僭主政治演化的。亞里斯多德就常說，君主制演會變成貴族，貴族演變成民主，民主演變成僭主。

你不可能單憑道德修養和精神建設來遏止腐敗，因為物質上的差距是明擺著的。唐代、北朝的世家子弟，他們可以不問薪水、免費做官，因為他家本來就有錢。他們做官就像英國貴族一樣，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實現某個政治目的。

什麼制度能不腐敗呢？只有兩種制度不腐敗：貴族政治與財閥政治。貴族本來就是不求錢的。而財閥是資本家，本來就有錢，像布希他們出來從政，都不是為了錢。

如果你本來就是無產階級，那你絕對不會代表人民。因為你好不容易脫離了無產階級，卻不好好整一整無產階級，給自己發一筆財，那簡直對不起自己。

貴族制度不容易腐敗，愈平民愈容易腐敗。可以說，腐敗是一個文明退化的結果。當社會日益傾向民主化和平民化，與此同時，政治也就會愈來愈腐敗，社會則是愈來愈散、團結力愈來愈低，缺乏天然的領袖。最後散到一定程度，就抵擋不住比較野蠻、但比較團結的民族，於是歷史就要重新啟動了。

第三章 文明中心和邊緣

當中心區由於激烈程度過高的戰爭和動員而毀滅時，正是蠻族和文明接觸的邊緣地區保留了最強的多元性。

什麼地方是文明的中心？新秩序產生最多的地方。什麼地方是物種演化的中心？新物種產生最多的地方。秩序包括狹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純粹物質的技術和科學，這幾點指往的方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假定某地是新技術產生的中心，幾乎不可避免它也會是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其他秩序產生的中心，沒有例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內偏離我上述的結論。

古代的中心，很清楚就是肥沃新月地帶、聖經歷史發生的那個地帶，也就是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所在的那個新月形地帶。東起美索不達米亞，西到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地中海沿岸。這裡是歷史產生最早的地方，是小麥、馬車、輪子、車輛和金屬冶煉技術的家園。

第一代文明在這裡誕生，全世界所有其他的文明都是從這裡輻射出去、晚了幾千年才產生的第二代文明。然後這個中心隨著歷史演化逐步漂移，從地中海東岸蔓延到整個地中海，再移動到北海和大西洋，目前則是落在美國。

它的特徵簡單講就是多元化的政治體系，也就是有很多孵化器。孵化器愈多的地方，新東西產生得愈多。這種條件在政治上經常可以表現為自由民主，但也可以表現為希臘城邦或其他多元結構。

凡是存在多元結構的地方，都是一個生物學家所謂的漂變島。由於中心地區傾向壞死，漂變島便從中心向邊緣移動，體現於政治社會上，就是原先的多元結構逐步轉向惡性競爭，最終產生大一統帝國。

多元體系一旦變為統一體系，就會衰微。原先的邊緣地區因為仍具有多元性，導致文明中心向邊緣移動。

在歐洲競爭不下去的清教徒和其他教派被拋到美洲，形成了現在的美國。

文明中心不斷從中心向邊緣遷移，從蘇美移到地中海東岸，誕生了兩希文明（希臘、希伯來），今天的西方文明就是兩希文明的直接後代。又從羅馬時代的環地中海地區，跨過阿爾卑斯山向北移至北海，再移往大西洋，最後到了今天的美國。

若要問現在符合這種文明孵化器條件的是誰，答案必然是愛沙尼亞或以色列那樣的小國。它們就像蘇美城邦、希臘城邦、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邦、宗教改革時期的英格蘭和荷蘭，以及十九世紀的美洲一樣，在政治上不是很強，但高度開明，能容忍新思潮，以及各種很容易失敗的實驗。這種地方會有大量新思想產生，經過淘汰和失敗，其中一部分會變成未來的主人。現在的文明中心當然是美國，你只要計算什麼地方的新技術、新制度和新思想最多，那裡就是現在的文明中心，而東亞自古以來都是邊緣。

按照上述的方法，你可以算出相對的邊緣程度：按照同心圓模型，哪裡是最中心，哪裡是比較近的地方，哪裡是比較遠的地方。在古代世界，核心當然是肥沃新月地帶，伊朗是第一周邊，印度和內亞是第二周邊，東亞是第三周邊，印第安美洲和黑非洲是第四周邊，澳洲是第五周邊，塔斯馬尼亞是第六周邊，全世界的文明都在這六個層次當中。然後中心區按照我前面說的過程移動到今天的美國。印第安人的美洲完全成了西方的一部分，成為中心。而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包括今天的中國在內），它們現在所在的層次跟它們在蘇美時代所在的層次一模一樣。這種基本結構改變起來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第四章 左派和右派

只有自己人才會分左右。當你說某人是左派或右派，等於默認他們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對於問題有不同的偏向性才能分左右。

有些問題無關左右，而是兩個陌生的、甚至完全敵對的共同體之間的問題。這種情況你說它是左還是右，根本沒有意義。你得先把共同體和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共同體內部的關係，這兩者分清楚，分不清楚是很容易受騙的。

文明衰弱與鼎盛時期的左右規律是不一樣的，文明起源時期大概也有不同的鬥爭規律，只是這個鬥爭規律連左右的名分都沒有了。

像美國這種金融家代表左派的現象，是羅馬共和末期和佛羅倫斯共和末期的現象，對於晚期的文明來說已經不適用了。晚期的文明已經沒有比資本家和自由主義者更右的勢力。美國視為左派勢力的東西，在他們那兒就不僅是右派，甚至是反動派了。

第五章 哲學

希臘的思辨傳統大概跟印歐語言有關。印歐語言有一點像歐幾里德幾何，就是語言內部安置了像方程式一樣精確的各種邏輯關係。

印度有一個特殊之處。因為印度代表了印度、伊朗和歐洲這三個雅利安系的不同分支，所以它體現的其實是比阿拉伯人更早的一個體系。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祕傳團體，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儘管他們周圍的社會並不相通，甚至處在敵對狀態。

我覺得中國引進的情況也差不多是這樣，缺少中間某些建構性的東西，倒是先把解構性的東西給拉進來了。這個解構，沒有物件，就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遊戲。

有些人的生死是在你的責任範圍內，有些人的生死則不在你的責任範圍內，或有其他具體的責任人，或純屬天命的問題。

第六章 法學

三權分立體系只是多元司法體系的一個適當的概括。

不同司法體系的競爭，是促使司法改良的重要因素。

在一個極端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型中，私人開辦法院應該值得鼓勵。

如果自由資本主義的競爭並不會使企業競相往客戶的麵包裡下毒，而是恰好相反，會使他們為了爭取客戶而讓麵包更好吃，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假定，多元的、甚至是私人的司法體系會故意坑他們的客戶。

你想想，資本家是因為中央管制才維持品質嗎？還是因為自由競爭、為了爭取更多客戶而自動提高品質？答案當然是後者。那麼你也可以合理假定，多元司法條件下以盈利為目的的司法團體，也有同樣的動機改進司法品質，而用不著有一個中央集權當局來強制他們這麼做。

司法獨立其實是指，強勢的行政國家誕生以後，弱勢的司法機構要避免強勢行政國家的干涉。那已經是官僚國家出現後的事了。對自治的共同體來說，司法本身就是它唯一的，至少也是主要的統治。

按照法國行政法院的規矩，公務員可以說我是服從上級命令而豁免部分責任；按照英美法系的話，那就不行。即使上級真的給你下過命令，但你是一個有腦子的獨立之人，你是對法律負責而不是對上級負責，所以你要得出結論，認為上級的判斷是合法的才能執行。若你的結論是上級的判斷合乎法律，因為這個結論是你自己得出的，所以責任仍然由你扛。

在這種情況下，中情局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是不是合乎憲法，要由法院說了算。法院說了算，就等於民主成分（陪審團）和菁英成分（普通法的法官）共同做出決定，那麼法院本身就像是早期的撒克遜人一樣，是共同體德性的體現。它就是最純粹意義上的共同體本身，它說什麼合乎憲法，那什麼就是合乎憲法。

習慣法跟普通法是兩個概念。在成文法制定以前，絕大多數地方實行的都是習慣法，但不見得所有的習慣法都能形成普通法體系。這不是說成文法一定就壞，習慣法一定就好，大多數地方的習慣法其實包含了許多很差的成分。

衡平法的產生跟商業無關。由於在封建法不斷進行衍生、類比、比附的情況下，比附的程式過於複雜繁瑣，超過一般人理解程度，所以為了簡化程式，就來按天理良心辦事，這就是衡平。

衡平法不是對立於普通法的另一種法，而是普通法的一種補充。

普通法相對於衡平法，就是正常通道和綠色走廊的關係。

商業法典用的也是習慣法。

習慣法是不能按照國家排名的。習慣法所造就的就是使用習慣法、孕育習慣法和習慣法所養育的司法自治團體。這些團體跟某些傳統的關係可能比較深厚，跟另一些傳統的關係可能比較薄弱，但可以作為合理比較單位的始終是這樣的習慣法團體。

中世紀歐洲兼有基督教和封建兩種元素和日爾曼部落這個歷史基礎的自治城市和封建領地，因此其習慣法傳統是最深厚的。

霍爾特本人不怎麼重要，他不是學術型人物，也不是能以歷史推動者來描述的角色。他更像是水面上的一根稻草，或是在一葉落而天下知秋這個意義上，代表了光榮革命以後社會風氣演變的趨勢。

習慣法就是演化造成的各種細枝末節的修正，它跟法家的法沒什麼共同之處。實際上，孔子和子產那個時代的禮，更體現了習慣法的色彩。

大多數最有效、最可靠的傳承方法是習慣法。習慣法是民主、多中心的，保留了最大限度的地方性自治；而書面化的結果無論如何都是刪除了大部分地方性知識，把知識的傳承集中到極少數、而且是極有偏見的人手中，不管這極少數人多麼聰明，都一定會造成損失。

這個道理就像是，國家計委無論有多少臺電腦，肯定沒有一億多不識字的俄羅斯農民聰明。一億多不識字的俄羅斯東正教農民能夠餵飽俄羅斯和半個歐洲，但自從交給了國家計委幾百個專家以後，大家都要吃不飽了。

這不是說專家不聰明，一個人對一個人，專家比農民聰明是可能的，但你若要說一小撮計畫當局專家的智慧，能超過這麼多農民那些無文的地方性知識總和，則是不可能的。你一專家起來，一書面起來，就把大部分地方性知識都給刪光了。這個損失，就像哈耶克說的那樣，才是最大的損失。

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資訊，資訊就是財富，財富是資訊的一種表達形式。知識多就是財富多，反過來也一樣。如果一個地方財富多，那就是各種知識多。萬不要像科舉士大夫，說到知識就想到一本一本的書。那些書只是知識的一小部分，而且包含極大比例的偽知識。而口傳的經驗知識，第一是最多，第二又是最真的知識。

所謂的法外制裁，相當於南太平洋土人的taboo（禁忌）。艾利斯（Havelock Ellis）曾說過，社會主要不是依靠法律來維持，而是依靠taboo來維持。

所以你說的那種私人制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社會大多數禁忌發生變化的基本催動力。如果你覺得某些現象是錯誤或有害的，那麼你就以身作則去推動一個新的taboo，然後你周圍的人也會跟著推動。

我就採取過這種做法，例如罵別人是匪諜、把共產黨稱為我匪，這類行動的意義就是要帶動大家針對共產主義形成一個反共的taboo。只要時間夠長、參與的人夠多，新的taboo形成以後就會升級為習慣法，習慣法會升級為成文法，社會便因此而改變。

普通法和成文法的融合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

英美畢竟是普通法傳統最深厚的地方，無論字面怎麼規定，他能最習慣、最嫺熟地運用因時造法的權力。

普通法、習慣法靠的就是手熟，所以有沒有這個傳統、法官能不能適當運用這個傳統，比起名義上的法律重要得多。

普通法現在的擴張是肯定的。二戰、冷戰以後，普通法在全世界幾乎每個地方都有明顯擴張。

普通法就是習慣法和羅馬法嫁接和混合的結果，它在發展的過程中甩不掉羅馬法的外在刺激，也不斷吸收羅馬法和成文法的成分。在教會時代，它吸收了教會法的成分；在絕對君主制時代，它吸收了羅馬法的成分；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它又吸收了人民主權各種福利立法的成分。這個行為一直存在。

為什麼說普通法仍是普通法呢？因為它仍然是司法官的法，而不是立法者的法。大陸法和普通法有很多細節上的區別，但根本精神的區別在於：大陸法是立法者的法，是國會或國王制定的法；普通法是法官和陪審員的法，是法官因時造法的法。只要大陸法的路徑是制定法，而普通法的路徑是演化法，那麼我們可以說，普通法儘管不斷在吸收、而且將來肯定會吸收更多大陸法的成分，但它仍然是普通法。區別就在這裡。

我們得破除「法庭判決一定要執行」這個觀念。執行法庭判決是近兩、三百年才有的現象。

仲裁權和司法權是沒有區別的。你打官司去找哪個長老，那是你的選擇。你去找領主法庭、教會法庭還是國王法庭，那也是你的選擇。

亨利二世改革的結果，只是在原本的體制上把國王法庭的服務弄得更加人性化而已。你以前也可以找國王法庭，只不過那時你要自己帶著糧食到倫敦來找國王，但你現在不用跑那麼遠，國王會把法官直接送到你門口。國王一方面改革了司法程式，另一方面把法官送到你門前來，讓你們打官司變得更方便，也讓他賺錢更容易了。

至於說判決能不能執行，答案是沒有任何一個系統的法院可以保證。別說保證執行了，連法官本人都自身難保。

按照中世紀的觀點，戰爭、仲裁和法庭是同一回事。最初的法庭就是透過決鬥來審判的。

法院的裁決一開始只是戰爭的一個補充。

硬制度總是落後於形勢，大多數情況下反映了前幾代（你祖父那一代）的制度，同時摻雜著自古以來你所有祖先的制度，以及你父親和你的時代的制度。也就是說，適合你的制度在整個制度中的占比其實是最低的。

可以說，在整個制度中，最大的一塊（百分之五十）是適合你祖父時代的制度，有百分之三十、四十是適合你祖父以前所有祖先路徑積分的制度，大概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適合你父親時代的制度，剩下的那一點點才是適合你的制度。而你施加的各種影響，要等到你孫子那一輩才會產生效果。

現在所有生物的特徵，反映的都是它祖先時代的自然環境。現在所有的憲制和法律，反映的都是你祖父時代的需要。社會發生變化以後，等到你對相應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需要三代人的時間。所以，總是有扭曲和滯後的現象，基本上沒有完全合適的制度。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憲法看上去很合適，那是因為它還年輕。經得住考驗的理想憲制是像普通法那樣，經過了歷代的積累，不斷保守修正以後，適應性比較強。因為它反復把比較偏門、錯誤的嘗試給淘汰掉了，剩下的就是比較接近能普遍適用的東西，這就是經驗性質的篩選。但確實沒有任何法制是能完全跟你現在的狀態合身的，因為你現在的狀態也是在不斷變化之中。

絕對產權就是沒有產權。產權依靠武力來維持，而武力不可能孤立，必然依託於一系列社會關係。所以絕對產權的意思就是：你相對於你的鄰居有絕對產權，你在鄰居面前是孤立的；但對於統治這個社會的統治者來說，你和鄰居的產權都是透明的。所以等到多重產權結構退化為單一產權結構時，這個產權結構的覆滅就不遠了。

第七章 史學

信史並不存在，或說是不可能客觀。只要涉及體系，就沒有信史。因為即使你使用的材料完全是客觀的，但因為解釋方法和組織方法不同，那就完全不一樣。你最終會發現，採不採信都要歸結於你事先已經形成的解釋框架。

中國的史學，不是說正經的史學，而是說我們從小讀到大的中學課本、參考書、通俗讀物，為什麼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因為它是無產階級史學。不是歐洲那種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史學，而是費拉散沙的絕望和仇恨史學。

他們覺得自己始終是被壓迫者，一直想著翻身，卻總是翻不了身。這種絕望和仇恨的情緒，滲透在歷史教育的字裡行間。

萬不要學什麼世界文明史。那些以世界文明史為標題的書，要不充滿錯誤，要不極為膚淺。有些人是了解世界文明史的，但這些人都是博雅教育的產物，他們各方面的條件都比八成以上的人口優越得多，或至少也有什麼特別際遇。這些人出於各方面的理由，已經把自己所在的文明和其他的文明都差不多吃透了，這時才產生一點點智力上的好奇心，覺得全世界的文明體系都可以整合起來。只有這種人才能學得通世界文明史。

「大勢所趨」是跟天氣預報差不多的，所謂的「大勢」其實指的是短期。

抓穩「大勢所趨」這些參數，也只能大體上逼近兩、三代人之內。超過兩、三代人以後，你就必須隨時隨地把新的參數加進去。所以，依靠這些「大勢所趨」來做長期判斷，認為這是普遍的歷史規律，一般來說是靠不住的。但作為合理的近期判斷（說白了就是二十到五十年），則可以把這些理論分為「可信的天氣預報」和「不可信的天氣預報」。

你想得到真實，最後就會發現真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可以切入的地方無窮無盡，關鍵在於你要從哪裡切入。

任何一種情景理解都要有龐大的信息量為前提，等你掌握了如此之大的信息量以後，可能你已經做不了別的事情，你就是那個領域的專家了。如果你達不到那種境界，你總是免不了要被各種符號和話術誤導。任何一種符號或話術除了提供信息量以外，都含有牽著你鼻子走的動機和效果在內，你基本上沒辦法避免。

只有兩種辦法：你完全一無所知，或你已經深刻了解到不可能被欺騙的地步。但搞到那一步的情況下，你投入的時間如此之多，就已經使你基本上不能再做別的事情了。

半通不通的人總是被洗腦，但大多數人註定是要半通不通的。

世界歷史就是各種不同秩序的產生和演變，這才是關鍵。表面的政權、經濟都是浮在其上的泡沫。

任何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的背後，必定是它的組織形態。當組織形態變化，它上面的表現形式也就跟著變化了。這些組織形態如何產生、如何交融和演變，才是歷史最核心的問題。在這個框架下，我認為中國這個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歷史上我們稱之為中國的東西，其實是近代歷史建構以後，企圖用後人的觀念強行概括先人的歷史事實。漢朝和唐朝的居民是沒有中國概念的，他們只有朝代的概念，而前期和後期的朝代又不是簡單的重複。

大體上應該是這樣的：最初的華夏，即周漢之際的多國體系，是一個類似希臘的自組織體系，它在自己的組織資源耗盡以後，被比較簡單的秦始皇大一統帝國替代了。大一統帝國就是秩序的消耗和滅亡，所以它迅速把自己耗損掉了。接著，內亞各部落由於習慣法和組織資源的多樣性而取代了他們的空間，後來的隋唐帝國、金元明清帝國，都是內亞組織資源不斷輸入東亞的產物，反映了後期東亞的秩序生產力長期落後內亞。

所以要有效解釋這些現象的話，最好不要用中國這個框架，而要用一個東亞體系和內亞體系聯動的框架，這樣就能看清原來看不清的很多東西。

能實行行政區域劃分的物件，必然已經是社會活力和生命力遭到嚴重削弱的地方。

在公共事務產生以後，世襲和民選哪個比較優越，不取決於產生方式本身，而是取決於共同體的邊界是否模糊。

在沒有公共事務的有機共同體，像是部落或初期封建，世襲制比民選制要好。沒有公共事務，意即所有事務都是私人事務。

如果邊界非常清晰明確，共同體成員對自己的責任感或特權、對共同體外的異己分子的歧視和無視態度了解得非常清楚，那麼民選就比世襲優越。因為世襲制固有的特點就是狹隘自私和黨派偏見，這些特點在事務範圍擴大以後，經過公共討論和薰陶，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就像從陰溝裡流出垃圾，流到大海或沙漠上，經過太陽一曬就不會造成汙染一樣。

但如果邊界不明確，共同體成員和外人的身分沒有明確差別，作為成員又沒有比外人有更明確的好處，這時實行民選就不如世襲。

最初的天然貴族，其身分跟普通武士沒有區別，只是由於他們勇武出眾，在征戰中被普通武士以一種民主方式擁護，所以成了事實上的貴族，所以最初的貴族是習慣上的貴族和民主的貴族。

行政法體系不是制約政府的東西，而恰好是行政機構權力擴張的產物。無論你是不是行政官，你都是一個人，你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第九章 語言學

推不推動沒什麼意義，只會有自然的淘汰。

語言團體的成敗，都是自然淘汰和自然擴張的結果。有意識去推動，作用不大。

那些詞不是同義詞，只是同一類別下面某些有細微差別的名詞。

現代漢語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語言，它是依靠各種翻譯材料拼裝起來的，而不是自發生長出來的。

現代漢語（我指的是白話文）是一個頭重腳輕的結構。頂層看上去像是一個國家或一種語言，基層卻是空空如也，沒有足以支持它的文化傳統或基本共同體。

內亞和東南亞是西亞向東輸出的兩個樞紐，伊斯蘭教傳到這裡以後，到東亞就只剩下一點尾聲了。基督教其實也是這樣的。所有從西亞傳來的東西到了內亞和東南亞，再往下就比較乏力了。

東亞是一個海拔最低、相當於垃圾桶的地方，從別處留下來、在發源地已經消失的東西，在這裡仍然能夠存在與積累，就像中藥和農曆一樣，體現的都是在更中心、位置更高的地方已經被淘汰掉的東西。

第十章 一戰

當然是十九世紀後期到一戰爆發前的時代，那是全世界人類文明的頂峰。在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紳士、鄉村小牧師，都具有大多數時代哲學家望塵莫及的品行和學問。

所謂的近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衍生。中國、非洲和其他國家的近代化，就是歐洲文明進入的結果。

如果你所在的文明生態正在走上坡，那麼所有人都會走上坡。

二十世紀則屬於一種類似黑社會的競爭，遊戲規則每況愈下。

總之，在這個下降的生態場中，愈野蠻、愈打破底線，就愈能取得勝利。

其實真正拿著帝國主義的錢來顛覆中國，把自己打扮成愛國英雄、取得了勝利的人，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正拒絕帝國主義的錢、堅持中國獨立自主的人反而被打倒了，大家全都一起罵他是帝國主義者。

在世界範圍內，一九一四年以後，成功者就是在惡性競爭中勝出的，也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多的人，而失敗者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少的人和不肯打破底線的人。

在中國和全世界大致上都是這樣的。在中國，這個遊戲在二十世紀可說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為止。在全世界，這個遊戲從一九一四年開始，到一九八九年結束。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九八九年以後的世界多少有點恢復正常了。

談不上自我毀滅，都是想毀滅別人。即使你完全知道了結果會是怎樣，你仍然無法回頭。

局部的合理可以導致整體的災難，這要看你從哪個層次上講。真正有決策權的作用主體並不是整體的文明系統，文明系統這個概念始終是一個局外人和觀察者的概念，真正的作用主體只在博弈中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同類，所以這就涉及一個層次性的問題。

各個具體的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局部利益和自己對局部合理性的推論採取行動，在他們的範圍內，這些決策是完全合理的，但在整體上卻造成了系統的崩潰。

一般來說，文明核心區的戰爭在其黃金時代是禮儀性、儀式性的戰爭，對社會的破壞是非常小的。而且核心區政權之間的戰爭，基本上雙方都是以禮相待，儘管彼此是敵對勢力，但還是把對方當作具有騎士精神、可以共事的人，是點到為止的鬥爭。

只有文明與周邊野蠻勢力的鬥爭，才會有真正的破壞性現象。文明核心區內部的鬥爭殘忍化、平民化、全民化，是文明已經熟極而弊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一般來說在一個完整的文明週期內只會發生一次。三十年戰爭那種局部性的戰爭，只涉及一個國家的極少數區域，對整個文明沒什麼影響，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第十一章 二戰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兩種權力之間總會有衝突。權力的本性就是嫉妒，想要和平共處或劃清邊界，很困難。

戰爭不是發動的，而是爆發的。實際上所有事情都是這樣的，它會由於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不斷擴大。無論你最初的計畫是怎麼定的，都不可能完全執行。止損點在哪裡，是依靠失敗來確定。一般來說，沒有碰上適當失敗的話，止損點就不會來臨。

這是從技術層面來講，但背後還有更大的問題是，你所遭遇的外部世界是你自己的一個投射。也就是說，如果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止損點，那是因為你給自己設計了一個特殊世界，在這特殊世界中你是永遠勝利的。這樣的世界會把你愈拖愈遠，拖到沒辦法收場的地步。

一個比較正常的人很快就會碰到止損點，然後在碰到失敗時停下來。但在自己的世界一直勝利的人，永遠不會碰上止損點。直到最後時刻，他仍然願意逃入自己的世界，永遠退出其他人所在的這個世界，這樣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就會永遠勝利。

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重新評價二戰是絕對必須的。

學術基本要求是什麼？就是要能解釋來龍去脈。

我們首先要把基本格局搞清楚，一戰以後的基本格局是蘇聯以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挑戰者自居，一面在國內搞原教旨共產主義，一面向全世界各國，尤其是以英法為核心的協約國集團瘋狂挑戰、輸出革命。按照這種趨勢搞下去，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蘇聯就會把自己耗垮，或者因為在遠東跟日本開戰、在歐洲跟協約國開戰而迅速滅亡。

德國的重新崛起和日本的投機行為，實際上挽救了蘇聯。本來是蘇聯挑戰以英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結果變成德國和日本向世界體系挑戰。挑戰一旦失敗，就留下一個巨大的真空，於是蘇聯趁機打進了這個真空，像蝗蟲獲得一片新的麥田，把將要滅亡的體制重新救起。

簡單說，你可以把世界看成三個層次：英美所在的核心始終是統治者，蘇聯所在的共產國際是挑戰者，兩者之間則是歐亞大陸，法國人是代替世界核心看守歐洲，日本人則代替世界核心看守亞洲。

二戰的結果就是，史達林巧妙的外交政策、日本人的錯誤投機和德國的政變把歐亞大陸這個中間層給破壞了，使蘇聯獲得續命的機會，製造出一大片真空。

真空對共同體有兩種效果：對於已經成型的共同體（例如波蘭），出現一個真空正好是它接管真空的好機會，要不然它還不能出頭；對於還沒有成型的共同體來說，製造一個真空，它還接不上頭，那麼列強只好製造一個假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般的共同體，像南斯拉夫和中華民國那樣。

假共同體只有上半截，沒有下半截。其存在目的是，列強必須有一個政治實體填補政治真空，否則就沒有交涉對象了。

贏家和輸家這件事，要看時間線有多長。因為短期的贏家往往是長期的輸家，而且沒有人可以永遠贏下去。除了你可以說上帝是永恆的贏家以外，凡是世俗之人，沒有誰是真正永恆的贏家。如果我們按照一般世俗歷史學家判斷問題的辦法來界定時間線，那就可以定出這樣幾個時間線：

假如時間線是五十年以內，那麼列寧主義組織技術是最大的贏家。它不僅以極小的資源破壞了極大的區域，像一個能幹的強盜給自己搞到了很多資源，而且它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世紀以後的政治組織。

如果說法蘭西創造的民族國家，是十九世紀對於政體的最大貢獻，那麼列寧創造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學，就是二十世紀對政治組織最大的貢獻。第三世界後殖民化以後建立的幾乎所有政治組織，都有列寧黨的痕跡。儘管它們不是列寧黨，但它們為了反對列寧黨，也吸取了列寧黨的組織技術。各國的民族建構，參照蘇聯的地方很多。即使是美國，冷戰自由主義為了反對蘇聯，實際上也暗中吸取了蘇聯很多東西。所以從五十年這個時間線來講，列寧黨或說列寧主義組織技術，是最大的贏家。

如果從一百年左右的時間線來看，美國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威爾遜主義的新羅馬秩序，是最大的贏家。蘇聯、共產主義和其他挑戰者等於都是扮演了陳勝、吳廣的角色。陳勝、吳廣以為自己可以成功，李自成、張獻忠以為自己可以成功，他們都以為自己可以稱帝稱王，但歷史給他們安排的真正使命只是為聖主驅除，也就是為劉邦、李世民、康熙這樣的真命天子驅除，美國、新羅馬、威爾遜主義就是這樣的真命天子。共產主義所做的一切都是清理場地，清場留下的空白最後都要歸於美國、新羅馬、威爾遜主義的秩序，它才是這個百年期的真正勝利者。

如果從更長的時期、從演化論的角度來說，也就是至少要有五百年或一千年左右，那麼最大的失敗者就是大共同體，包括共產主義、官僚福利國家的所有吏治國家。勝利者則是像教會這種幾百人、幾千人、具有自治能力的小團體，例如天主教會、團結工會、塔利班、右區（Pravyi sektor）。

它們再一次證明，無論文明的天花板、上層建築的塔尖能升到多高，最底層的基石必須是小共同體，它永遠不能消滅。任何人削弱了小共同體，塔尖就會塌下來。而且即使是在塔尖塌下來時，小共同體仍然存在。塔尖不是所有時候都存在的，但底下的石塊卻始終存在。人類歷史上最有生命力的組織，始終是這樣的小共同體。

第十二章 冷戰

禿鷹早在吃光所有動物屍體之前，已經由於屍體減少而快要餓死了。

蘇聯是解構者，而不是建構者。也就是說，蘇聯沒辦法靠自己建立起社會共同體或基層組織，沒辦法像是基督教取代羅馬城邦、伊斯蘭教取代基督教，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互取代那樣，建立另外一種不同於原來那種形式的文明。

只有文明的建設者才能取代更古老的文明，把自己變成新文明和世界的繼承者。純粹的解構者（如共產主義）只是禿鷹，只能吃病弱的動物和屍體。當病弱的動物愈吃愈少時，也就是說它完成了對生態系統的貢獻以後，它就會由於沒有東西吃而漸漸餓死。

它所攻擊的都是蔣介石型的政權；如果是美國那種形式的政權，它就會碰上麥卡錫了。換句話說，只有一個自身非常脆弱的社會才能被共產主義清除；清除了以後，剩下的都是它無法清除的強健社會，這時它就要瀕臨餓死了。它不可能清除所有動物，只能在適合捕食的脆弱社會減少到一個臨界值以後自己餓死。

七○年代恰好是這樣的時代：它摧毀了最後一個脆弱社會，也就是東南亞那些非常類似蔣介石的政權。但很明顯，它在阿富汗摧毀不了任何伊斯蘭教勢力，反而被伊斯蘭教勢力倒逼回來，在波蘭已占有的地方則被天主教會倒逼回來。這就是生態系統越過了平衡點的症狀。

生態系統在禿鷹餓死太多時，會積累太多屍體和病弱的生物，然後本來已經快餓死的那些禿鷹，會因為食物實在太多、太容易得到食物而迅速繁衍起來。但等禿鷹一直繁殖到數量太多、而屍體和病弱動物太少的地步，禿鷹又會餓死。當禿鷹少到接近臨界點，生態系統的屍體又會漸漸多起來，然後才會催生新的禿鷹。整個演化過程就是這樣運作的。

冷戰的轉捩點是一九四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變。

戰爭結束以後，戰時主持局勢的政府一般都會被選民拋棄。

英國向來反對歐洲大陸體系。

在冷戰初期，英國的外交是三元的：第一是英美特殊關係，第二是英聯邦特殊關係，第三才是英國和歐洲關係。英美特殊關係其實也是在一戰以後重新發明出來的，英聯邦特殊關係倒是大英帝國的替代版。

建立圍牆的一方必然是弱者的一方。弱者往往會是更邪惡的一方，雖然不一定如此。建立柏林圍牆的原因是，若不建牆，自己的人就跑光了。對方也可以建牆，但這道牆必然是像川普的墨西哥牆，不是害怕自己的人跑光，而是害怕太多的窮人擠進來分享自己的財富。這兩種流動方向恰好相反，表明了文明中心和邊緣的格局。

弱勢變成強勢，向來是積累的結果。

政治上的邪惡一般是馬基維利主義的結果。而馬基維利主義如果掌握在一個小集團手裡，經常是需要為了一個局部目的的勝利而犧牲其他。時間線放得長一點，你就會發現這方面得到的利益，遠遠比不上看不見的各方面所受到的損失。

第十三章 全球化

大一統的意思是，透過政治權威、汲取機制將已知的文明世界統一起來。在這種統一之下，經濟上的自由流動不是必需的；也就是說，是人事上、吏治意義上的統一。

跨國企業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會希望多國體系被一個世界政府取代的。

跨國企業最喜歡的是像維京群島這樣的小國，甚至不是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因為這樣的小國容易被跨國大資本收買，或是為了吸引資本而推出各種優惠政策。

大一統王朝跟統一市場完全是兩件事。別的先不說，光看漢國、唐國、宋國、明國、清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個有統一市場。它們的統一體現於中央政權集中了人事權力。

在歐洲，集權程度比較高的法蘭西王國不是一個統一市場。在新君主國的絕對君主制發展到最高峰時，也只有巴黎周圍的五個財政區是統一市場，諾曼第、洛林和朗格多克（Languedoc）這些地方都各有自己的獨立市場。而中央集權程度比法蘭西王國要低得多的英格蘭王國，反倒是統一市場。

近代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統一市場的形成，是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和西方歷史學家研究的一個重點。

號稱自由的英格蘭王國，卻有一個統一市場。而且，在政治和人事上分立的不同國家經常有統一市場，但在政治上統一的國家卻沒有統一市場，這在歷史上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哈布斯堡帝國、洛林和法蘭西、皮埃蒙特（Piemonte）和法蘭西，經常就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有統一市場，不一定在政治上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內部，特別是中央集權國家內部，經常有分立的市場。這樣似是而非的理論，其出發點和定義就錯了，以後的分析也就根本沒有意義。

反過來說，政治上統一得很厲害的國家，不要說以前了，就說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是沒有統一市場的。例如經濟特區、上海自由貿易區，就是表明了統一市場不存在。在較低層次上各地行政割裂，透過地方政府支援的壟斷企業實質上徵收稅費，使其他地方的企業無法利用本地市場，這樣的情況滿眼皆是。實際上，中國是一個高度割據的、很多小諸侯形成的諸侯經濟體。

第十四章 科技進步

政治不是取決於人的理性，而是取決於人的弱點，而人的弱點是很難改變的，一般來說不會因為技術發展而改變。因為人接受各種刺激的弱點，入口也就那幾個，外界的技術一般來說打擊的還是原來那幾個入口。

它們的作用都是扁平化，因為它們提供了一條道路，能把最高級的、具有決策能力的那個政治階級，與容易被煽動的大眾人民對接起來，使他們可以繞過傳統上能約束最高階級的中間階級，結果就是消除或至少是大大削弱了政治上的緩衝餘地。

原本由貴族外交官、俱樂部外交所主持、具有多種緩衝形式的外交迅速消失了，因此過去的小型、可控的戰爭迅速升級為世界大戰。

任何時代的人都是被大量資訊淹沒的，只是形式有點不同。

關鍵在於兩個因素：第一就是你自己的智慧和格局，這會決定你處理已知資訊的能力和判斷力；第二個就是你所在的體系允許你獲得資訊的方式和偏好。

技術進步是依靠兩個圈的互動形成的。

第一是技術生產者的同儕行會，例如醫師行會、律師行會和紐倫堡的鐘錶行會這種中世紀不斷產生的行會，其內部的競爭和評價。

第二就是使用者的回饋。

這兩個集團之間不斷回饋和互動會促使技術競爭。

如果評價標準離開了這兩個圈子，或這兩個圈子之間的互動出了問題，像羅馬帝國取代羅馬共和國以後那樣，那麼軍事品質和技術競爭都將趨於衰亡。

與此同時，在帝國政治不能控制的邊區，例如巴爾幹邊境的蠻族那裡，自然而然形成了既能利用帝國資源、又能利用帝國地下黑市的技術創新中心，像近代的香港和上海一樣。

第十五章 工業化／城市化

技術進步只是文明這個生態系統當中的一個極小的局部系統，它可以依附於奴隸制、封建制和許多小的社會生態。

小範圍的技術要跟其他的眾多技術形成嵌合體系，背後還要有社會支援系統。其中牽涉因素之複雜，是那些工業革命科普著作的單線敘事遠遠無法涵蓋的。

城市的社會複雜度不見得超過農村，而且城市也有各式各樣的。以經濟方式或以樓房高度來劃分城市和農村，實際上是不得要領。

有很多地方（例如英國有很多鄉村）是有憲章的。

第十六章 人口

人口倉庫或人口輸出點自古以來就只有蠻族與宗教，現在仍是如此。

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地方是黑非洲，其次是內亞。

人口增長率最低的地方，現在是俄羅斯和日本、臺灣，將來不可避免將會是中國。這些地方臨近內亞，必然會變成內亞人口填入的窪地。

洪水從來只淹沒低地，不會淹沒高地。

大規模的人口死亡，是一個純粹的歷史積分問題。會發生大規模人口死亡的地方，必然是歷史上經常發生大滅絕的地方。如果歷史上沒有或幾乎沒有發生這種事（德國明顯屬於這一類），那基本上就不用考慮了。

內卷化和資源、機會的鎖閉密切相關，但城市不見得就是內卷化最嚴重的地區。

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的資源和機會不是最少的。真正內卷化最嚴重的地區是社會嚴重散沙化、土壤肥力也不斷退化的地區，例如黃河中游地區。

第十七章 氣候環境

生態惡化是文明晚期的現象。

第十八章 假設未來

未來世界在幾十到幾百年後，會經歷重大的社會革命。

具有自我延續性的共同體至少有以下幾種。

其一是延續猶太教傳統的教會，尤其是具有原教旨傾向的教會。他們能維持高生育率，能吸引和保護社會離散的游離者，不需要國家組織而能維持和擴展，能在自然和社會災變中保持巨大的抗壓力。

其二是極客（geek）或其他類型的騎士團組織，有些可能像《為和平而戰》（The Peace War）中的叮噹客（tinker），有些可能像是聖殿騎士團那樣的武士金融家組織，有些則可能像是日本武士或僧侶。這些小團體很容易占據關鍵性的生態位，發揮與其人數不相稱的影響力，依靠兄弟會契約和學徒契約的變形，而不依靠甚至厭惡家庭。相對於民族國家的官吏機構和軍隊，他們擁有的優勢大大超過蘋果公司對國家計委的優勢，很可能導致傳統國家的衰敗。

其三是拉普達（Laputa）式科學家士大夫團體專政，將治下的臣民完全改造成相當於礦產和家畜的資源，傳統國家的義務和負擔基本上消除了，依靠低成本的巨大優勢自我維持，只要能逃避或收買前兩種社會就能長治久安。

此外，應對路徑和組織技術的排列組合會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包括太空的世界，會變得更像中世紀般多彩多姿。

現有的福利國家和世俗人文主義知識體系，在達爾文意義上的生存能力最差，大概不如黑幫團體。如果世界的邊界日益封閉，某種形式的羅馬帝國就會成為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這種未來會保存今天的大量特徵，但不可避免會依靠削減複雜組織而維持平庸的舒適生活。

避難之地太多了。只要有千分之一甚至是萬分之一的人口倖存，就足以保證現有文明的大多數種子庫不受到損失了。也就是說，如果大洪水消滅了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口，對於文明的影響其實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很多東西是依靠集群效應才能形成細密分工。如果人口規模不夠大，有很多專業會因為消費者消失，成本變得太高，反而維持不下去。

人口數量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分散的小團體之間能否形成互助分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