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發明

叢書：通俗阿姨學02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一卷文化

出版日期：2025-04-23

ISBN：9786267686041

第一章 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就是資本主義的周邊。沒有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大概是不會形成的。

只有在吏治國家和郡縣制實行順民專制主義的情況下，才可能有蝗蟲式飢民大軍造成的事情，這在封建制度底下則不可能發生，而且在封建制度底下不會有大範圍的饑民。早在本地的饑民快要餓死之前，領主就已經坐不住了。

先不說封建政治，光是看五代十國錢鏐那種政體，你覺得錢鏐會讓杭州百姓真的餓死嗎？遠在真正的飢荒爆發前，他就已經受不了了。但宋朝的官僚是受得了的，因為他們會如此盤算：目前我撈夠了，三年以後飢荒爆發時，我已經調到廣州，下一任官僚你活該，我憑什麼要替你著想。

無政府主義的實際結果就是封建主義。

從封建主義和部落傳統而產生的國家，可以走英美式路線，不走法國式發明民族的道路，但如果你已經有吏治國家這樣的傳統，這條道路就走不通了。

封建主義的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這是一個成本問題，增加績效和降低成本都是改善市場占有率的方式，所有的共同體都在這樣一個市場秩序上競爭。民族國家過去解構帝國，也是依靠它在績效方面的優勢，但如果它的績效優勢抵不上降低成本方面的劣勢，那它仍然可能被淘汰。

教會的統治取代城邦的統治，就是羅馬帝國覆滅的真正原因。

第二章 民族發明學

內亞闌入（擅自闖入）東亞是兩千年以來的既成事實。過去經常發生的事，即使在未來不是一定會發生，但還是發生的可能性比不發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你或許認為事實獨立不重要，但歷史的經驗明白顯示，一個地方只要事實獨立了幾十年，即使再想統一也統一不住。

分裂容易統一難。

建國一旦產生，即使不是不可逆，逆轉成本也是極高的，但解體的成本就小得多。

民族發明實際上是部分恢復了封建時代的多元體制，這個封建當然是指歐洲封建。它是歷史上存在的一種狀態，所以有先例可循。有經驗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先例，也有理性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國民意志，最後還有浪漫主義和先驗主義意義上的那種不用你發明、本來就存在的語言和民俗，這些都是實實在在、有所依據的。

民族發明學是要毀掉共產黨最後一個寄生體（鄂圖曼主義），相當於把惡靈從最後一個附體趕出去，讓它無家可歸，走向滅亡。

在穆斯林不占有全部人口、又需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門面的情況下，特別需要搞民族發明，這方面的先例非常多。或是在伊斯蘭派、世俗派、泛民族派之間相持不下的情況，民族發明也是一個解決矛盾的現成辦法。

民族發明是政治共同體，跟基層共同體的關係並不直接。伊斯蘭帝國在其存在的時段內，按照東亞帝國的標準來看，都有一定的封建性，也就是說比東亞的吏治國家層次和組織更豐富一些。

所以按照這種一八四八年原則，你可以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不是典型的民族國家，美國也不是。典型的民族國家是波蘭、立陶宛，那些蘇聯、德國解體後產生的國家，以及第三世界殖民帝國解體後產生的新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典型的民族國家。

一八四八年原則描繪出的那種民族共同體，不能做得太大，不然會削弱了向心力和認同感。

文化共同體是怎麼形成的呢，它不需要種族或歷史的一致性，只需要一種現代神話就可以了。它需要一種獨特的語言，然後把它構建成國語，再透過國語教育與一部虛擬的歷史，讓這個小團體、這幾百幾千萬人，相信我們是同種的、有共同的歷史與利益，這就足夠了。

因為同樣的歷史材料經過不同的建構方式，可以產出許多不同的民族共同體。

我有我的一套價值觀，所以我是按照我那一套跟演化論差不多的價值觀來判斷，也就是能不能增加文明的豐富度和多元性、能不能產生複雜結構。符合這種標準的發明就是優秀發明，不符合的發明就是惡劣發明。

但這需要跨幾代的時間，而最初投入最多的第一代人，往往看不到收穫。我之所以首先想到宗教，就是因為這種一生之內看不到收益的投資，很難指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願意投入。

宗教信仰是一種把投資時間線放長的做法。但沒有宗教信仰的一般人，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考慮，應該看不出這種二十年以上的投資對自己有什麼好處。既然要努力，至少要能增加自己的退休金才行吧。如果獲利的是好幾代以後的人，而這幾代人跟我還沒什麼直接關係，那我或許就沒動力了。

民族是一個虛擬的認同，會被假定為不朽，所以它在某種意義上能發揮一種准宗教的作用。即使如此，民族國家的抵抗能力一般來說也是次於宗教的。所以我認為，上海人要維護自己的利益，除了宗教和民族以外，其他任何凝結機制都比這兩者要差。

如果你覺得這兩者已經很差了，那你就得做一個決斷：乾脆承認自己就是費拉，到美國重新開始；就算未來的地位比印度人差也沒關係，至少比中國人強，只為子孫考慮就好。

王室發明和民族發明的取向是不一樣的。

民族發明是資產階級發明，要付諸資產階級或人民大眾。

民族發明要付諸人民，而不是付諸君主，這是基本原則。

之所以需要「民族發明學」這套意識形態結構，是因為目前的國際正統就是民族國家。

軍閥也要受主流意識形態的約束。

軍閥必須論證自己的行為正當，正當性在政治上的用處就是節省很多統治成本。在競爭最激烈時，統治成本只要稍差一點，就可以產生很大的後果了。贏家通吃，而贏家一般也就是成本比別人稍低一點而已。稍低百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通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戰果。

發明民族有兩面，一面是製造意識形態，另一面是製造政治組織，兩者非常不同。

製造意識形態這方面，包括國史，當然要用最有利於培養民族自豪感的方式去處理材料。但這是比較表面的方式。

實質的方式是，在關鍵時刻你要怎樣找到徐寶山這種能夠調動武裝力量的人來保衛你的社區，怎樣找到土豪和土豪的保衛者。兩者是一體的話更好，但實際情況不會那麼順利。而這樣的人必然會像是柏文蔚、徐寶山和林述慶，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什麼？就是餉源。他們去哪裡得到供養武裝力量和政治機構的經濟支援？而且，他們必然要依賴長江航道、上海或吳越。這方面的做法，你只能到北洋時代各軍閥和士紳之間的關係中去尋找先例了。

民族發明最重要的是武德，是蠻族性。

刻意為小孩做的事，經常沒好處。小孩是聰明的，但他的聰明不是成年人理解的那種知識程度的聰明，而是全方位的資訊滲透。也就是說，如果你刻意呈現的姿態，跟你日常習慣體現出來的東西不相符，小孩會非常敏銳地察覺出來，並感到痛苦。

其實，你根本不用刻意做什麼。你是什麼人，小孩就會受到什麼影響，不用擔心他會受到相反的薰陶。一般來說，家庭教育失敗都是父母刻意塑造的形象和真實人格不相符造成的。那種為富不仁、做假慈善事業、被社會認為善良但實際上卑鄙無比的人，特別容易在自己的家裡培養出逆子和敗子。

有了共同體，你就可以把沒有共同體的散沙作為原材料來利用，這樣你的生存機會就大大提高了。

歷史上最倒楣的人並不是那些經常失敗和被征服的民族，而是那些根本沒有出現在記錄中的民族。

「諸夏」適合當做冒險家利用的材料。

共同體是由歷史發明家創造出來的，在此之前一切都是原材料。

發明民族是一個嘗試錯誤的過程，任何既存的框架都不能約束你。唯一合理的裁決就是神裁，神裁就是事實的裁決。如果你發現造出來的東西不管用，那麼這個不管用就是它應該被拋棄的理由；如果你發現造出來的東西管用，那麼這個管用就是它必須存在的理由。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的。

要達到歐洲民族主義的標準，還必須在發揮政治功能以前，做好發掘和整理本土文化的奠基工作。這些工作做大了，比較上層的工作才能次第展開，擁有充分的資源，否則你在同一個小圈子裡不斷競爭，基本上難逃內卷化的發展。

團體都是有兩層的。在基礎這一層，要有一個本土文化建設，而這樣的工作不一定要在海外做。地方文化的發掘，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潛移默化地在本地做，取得土豪的支援以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做到。

民族發明是神裁。

民族發明學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就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要有一個祭司集團，像流亡時期的猶太人一樣長期守護火種。猶太人是守護火種魂器的最佳標準，他們從巴比倫、古代世界滅亡以來，守了幾千年。

守護魂器的祭司集團，他們的功能發揮在節點和節點之間那一個不確定的時間段上。在這個時間段，歷史的軌跡不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祭司團體就是用來保證魂器的存活，保證民族的植物性生命。等到節點來臨時，祭司團體就沒什麼用處了。

但世界終究是公平的，你那樣做會有一個弱點：因為你還是沒有自己的共同體，所以你得想辦法融入別人的社會。

他們的最佳選擇就是最大、最強、最接近統治地位的群體，以個人身分加入，在幾代人後忘記自己的出身，把自己變成黃皮白肉的香蕉人，這樣就能得到最大的安全。

如果他們形成小共同體，戰鬥力是不可能跟韓國人、印度人相比的。印度人至少經過了一定殖民主義的薰陶，跟西方主流文化接觸的介面較多，比較能勝任管理職務。

只要是按照士大夫模式培養的，無論是拉丁語、阿拉伯語還是烏爾都語，結果都是如此。它把本土最精華的人從本土抽走了，使共同體失去了保護自己的主要力量，留下來的都是比較笨或沒有上進心的人。最有上進心的人，要為帝國出力反對本土了。

民族發明家歷來是由三種人組成的，排名如下：第一名教會領袖，第二名浪漫主義文學家，第三名歷史發明家。通常最成功的民族發明是三者結合的產物。

第一種是最重要的，而且在第一種之中，基督教會最重要。原本就是基督教的地區不算，非基督教地區的民族發明，九成以上是由基督教會完成的。在許多情況下，儘管發明出來的民族不是以基督教徒為主，但最初的發明家通常都是基督教徒。

人口、語言、習俗和地緣都是限制因素。人口少確實比人口多更有優勢，因為共識的成本就是隨著人口變多而增加的。

成本愈高，發明民族的優越性就愈低。在一個比較小的團體形成一個比較緊密且廉價的共識，比一個更大的團體形成混亂的共識所需要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共識過於混亂的情況下，採取有效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削減共識成本，也就是削減政治參與度。換句話說，必須回到帝國的套路，建立一個橫向的、小型的菁英階級，把大多數人排斥到決策層之外，這樣就能解決共識成本的問題。但這樣一來，帝國就不可能按照現在常規的民族民主國家模式正式運作了。

愈接近英美和世界中心的人，地位愈高，應該歧視那些距離比較遠的人。再來，愈接近封建蠻族武士傳統的人，地位愈高，應該歧視那些費拉性比較強的人。

民族發明跟自發秩序有點關係，是自發秩序的一層保護膜。

你先要有民間力量，然後民間力量感到「這個國家不是我的，它不但不保護我，反而迫害我」，然後痛感「沒有祖國你什麼都不是」，這時他們就會想到發明民族了。

所謂的猶太人特點，通常是說它要建立與善於建立亞國家組織，這些亞國家組織和團體能為成員提供全方位服務。其實這些特點，正好是現代歐洲人沒辦法同化穆斯林團體的主因，而猶太人建立起來的那些團體，跟穆斯林團體在組織上的相似性是非常明顯的。它們能夠提供整全性的世界觀和全方位的社會服務，使成員沒有必要離開這些團體去尋求國家的支持和保護。同時，也使得背叛和否定這些團體的人，實際上像是犯了叛國罪一樣被放逐，陷入孤立狀態。這些特點恰好都是一盤散沙的反面。

中國人的特點就是，除了國家組織以外是沒辦法結合的。也就是說，如果不用國家暴力施加威脅，他們根本無法進行較大團體的合作。

第一，邪教本身無法發明成民族。第二，邪教所造成的局勢可能有利於發明民族。

「愛國者」的本質是一個秩序輸出集團或秩序生產集團，因此它有能力殺人和保護人。換句話說，它就是一個建立國家的以色列式軍事集團。這個軍事集團在建軍和建國的過程中，當然要有人替他辦後勤和籌餉這類的事，自然就會形成依附它的商業集團。這是民族發明的正道。至於替他們做廣告、提出各種政治甄別方案的知識分子，那都是周邊的周邊了。

也就是說，每個地方最有條件、最有可能、最有資格變成土豪的人，都不打算做土豪，而是打算升高一層，到別的地方去做遊士。他們全都以用腳投票的方式，對本地的未來投下了支持張獻忠的一票，所以這樣的路徑積分是極危險的。

照我的推演，即使假定中國能轉型，轉型的結果仍然逃不開兩種情況：內亞勢力再一次輸入（上一次是共產國際，這一次可能就是伊斯蘭極端勢力），另外則是在外來干涉沒有出現的情況下，按照拉美式軍閥割據的方式走向解體。

這還不是最悲觀的情況。軍閥多少要具備一些有根性，至少要認為值得在本地長期當一個軍閥。如果他認為迅速搶劫一批，然後拍拍屁股走人很合理，讓本地居民愛死愛活、自己想辦法解決，那麼情況會比軍閥割據還要糟糕。

民主不是一個有好處或有壞處的問題，而是一個對誰有好處、對誰有壞處的問題。你沒有搞清楚要讓誰得到好處、誰得到壞處以前，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百年動亂」是帝國系統的附帶產物，而且是人類歷史上的常規。至於它是好是壞，那是另外的問題；它是最有可能出現的，這才是要害。

民族國家就是一種高級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形式。

在政權更迭、大洪水這類的過渡時期、社會處於混亂狀態的時期，就是需要精銳部隊迅速干涉，像外科手術一樣施加打擊，才能達到相應效果。最後主持局勢、給未來打上烙印的，必然是具有相應能力的人。沒有這樣的力量，很可能會前功盡棄。

知識分子發明的宗教一般都是劣質宗教，例如巴哈伊教（Bahá’iyyat）。它頂多是在某一個宗教內部提出某一種神學思想，或是提出某一種泛文化、泛政治的思想，那就是頂天了。宗教要能無中生有地創造秩序，因此它必須有天啟的成分在裡面，這種事是知識分子做不來的。

這要看你下一步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你是想完全拋棄亞洲，把將來融入澳洲社會或下一代融入澳洲社會作為主要目的，那麼去知乎或其他什麼地方用處就不大。重要的是，你要找到當地的社會凝結核和社會管道，例如教會之類的，透過接觸社區來展開關係。只要關係展開了，工作、金錢其實都不成問題。

在澳洲，你不用怎麼工作，日子都過得下去，但要融入社會的話，重要的不是工作本身，也不是錢，而是社會關係網。為了融入社會關係網，你必須從土豪式的人物開始接觸。如果找不到，那教會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因為它比較寬大，願意接受任何人。其他的土豪或社交網路就不一定了。

任何事都要試了才能說。完全定好計畫、一絲不苟地執行，這連蘇聯的國家計委都做不到，實際上不可能。真正能成功的事，都是只有一個大概方向，在做的過程中根據新條件不斷修正。這等於是一個生物適應環境的過程，很可能適應一段時間以後，跟原先的初衷已經非常不一樣了。只有這樣成長起來的事，才是你真正能掌握、也真正對你有益的事。

第三章「中國」、「中華民族」、「漢族」

認同就跟信仰和愛情一樣，都是越過懸崖的一跳。

爭奪認同的鬥爭，終究無法避免。

小型共同體容易建立認同，而繼承了帝國規模的共同體，不容易建立認同。因為認同是需要經過一系列操作來強化的。

如果你我都是一個小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經常在同一個共同體內辦理共同事務，那麼我們之間的認同就容易鞏固。尤其在這個小共同體建立了民主以後，我們更容易透過投票和民主參與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都對同一個共同體的事務施加影響，而這個共同體的好壞對我們的命運有直接影響。

認同可以透過命運方舟或共同體的方式加以強化。沒有這樣的關係，認同就不容易鞏固，就容易流於形式。

帝國性的認同，像中國或鄂圖曼帝國那樣，繼承了帝國的規模以後，就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是規模、跨度太大。共同體愈大，集體行動的難度就愈高，成員之間就特別難感受到彼此有共同利益。這是所有大國都有的困境。

另一個問題則是，帝國的族群差異太大，而且政體多半不民主，依靠一個淩駕於各族群之上的政治菁英集團來統治。因此，大多數帝國統治下的居民，感受不到政治參與跟他們的利益有什麼關係。而沒有政治參與，即使是紙上的認同，也容易流於虛化。

從一八四八年到現在，世界歷史基本上是大帝國傾向解體，而小的新興民族國家不斷產生，而東亞在這方面發展得最晚。

中國未來有沒有出路，關鍵在於中國這個建構本身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說的那個中國，和孔子時代的華夏，兩者之間的關係多半出於想像，而非真實。

現在的這個中國，是西方國際體系輸入以後，強迫大清留下來的各族群、各種居民按照西方民族國家觀念重新組合的產物。

西方現在的民族國家結構，是帝國解體的產物。

中國在東亞的位置，就跟德國在歐洲的位置一模一樣。中國是大清的繼承人，如果它要堅持大清的繼承權，那麼理論上它對朝鮮、越南這些小國應該享有統治權，光是這一點就使它無法進入歐洲國際體系。

如果中國放棄大清遺留的傳統特權，改做一個民族國家，那它不可避免要面臨這個問題：既然你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民族國家，那你就沒有理由把邊緣地區、跟自己不同族、缺乏共同認同感的地方，留在自己的版圖之內。如果留在自己版圖之內，那你仍然像是一個帝國，而不像是一個民族國家。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你要承受土地和聲望的重大損失，而中國不見得願意承受。

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中國要建立民族國家，那麼很多缺乏認同感的前藩屬地帶，就可以像是對待韓國一樣，讓它們獨立，並與它們建立平等的民族國家新型關係。

臺灣問題的存在，就是因為現在的中國仍然不肯放棄。想堅持自己的要求，但又沒有充分的實力來堅持，結果就是製造一系列對自己不利的破壞性局面。

所以我可以預見，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歐洲的德國問題，即將改頭換面，在東亞以中國問題的形式上演。關鍵在於，中國不轉型、不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它就不知道自己在未來的世界體系中應該有怎樣的位置。它自己轉型困難，不可避免也影響了整個周邊，尤其是那些曾與它有宗藩關係的地區。這樣一來，中國的整個邊界都無法穩定，而東亞和整個國際體系也都無法穩定了。

梁啟超把中國跟英法相比，本身就錯了。

所謂的民主憲政，是民族國家產生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統治模式，對民族國家產生前的多民族、多文化大帝國是不適用的，不僅對大清帝國這樣的國家、中國（繼承了大清版圖）不適用，對中東的鄂圖曼帝國不適用，對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也不適用。

歐洲民主的成功是在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以後的事。

從法律上講，屬於中華民國版圖的臺灣，以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香港，人民由消極參與轉為積極參與，公民社會在形成的過程中走向民主，立刻就產生了分離主義的副產品。

思想是改變不了歷史的。思想改變歷史只是事後追認。

大一統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諸夏的自由民主思想誰會贏，不是取決於思想者的觀點好或不好，而是要看歷史發展本身，走哪一種路線的成本比較低。我之所以斷定諸夏會贏，是根據歷史的經驗。

人類文明實際上起源於西亞。西亞產生文明，至少是在一萬年以前。西亞比東亞早一千年到兩千年，就已產生有形態的國家。

很多證據表明，東亞最早的政權就是殷、周兩個朝代（其實「朝代」這個詞也是唐宋以後才追認的）。真實的殷、周，其實不是兩個交替的朝代，而是並行的、時空有一定交錯的兩種文明體系，它們都有深刻的內亞烙印。

孔子的「中國」在魏晉以後滅亡了，遷到南方，南方就相當於拜占庭帝國，最終被北朝消滅。隋唐是北朝的繼承者，北朝是鮮卑人北魏的繼承者，北魏是五胡亂華的繼承者，五胡亂華是永嘉之亂的繼承者，永嘉之亂的五胡則是漢朝晚期一直到魏晉以來，從內亞闌入的新一波蠻族的繼承者。可以說，他們是內亞的第二波輸出。鮮卑武川集團產生的隋唐，是五胡亂華以來，從內亞外伊朗地區這一波輸出的總結。

三波輸入以遼金元清為代表。內亞征服者以燕京為中心建立王朝，首先建立遼國、金國，後來建立蒙古，征服了整個南宋，最後透過清朝消滅了明朝，塑造了近代中華民國的版圖。

所謂的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是誰的國際法實體呢？答案是大清。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能站得住腳，是因為它繼承了大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它爭奪的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有一個身分，那這個身分是中華民國給的；中華民國的身分則是大清國給的；而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是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建立的內亞—東亞複合帝國的產物。所以它不是宋朝的後裔，而是遼國、金國、蒙古國和清朝的後裔。這是從政治層面講。如果從文化和風俗層面講，受內亞影響的地方就更多了。

十八省或所謂的漢人，在這三個體系中的地位，都像是印度人在大英帝國中的地位，儘管人口占多數，但只是臣民。

政治體系的起源都是從內亞或西方來的。近代以前，所有的東亞政治體系都是內亞起源；近代以後，則是西方起源替代了內亞起源。

大一統觀念是蒙古帝國為了反對宋獨勢力而設計的意識形態。

共產黨在民國時代的真實角色，就跟真主黨在黎巴嫩的角色一樣，都是外國敵對勢力打入內部（中華民國）的一個代理人機構。

憲法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寫在紙上的那些條文，一個是實際上執行的政治習慣，後一種才是真正的憲法。如果兩者之間比較一致，像美國憲法和美國政治習慣那樣，那麼這個國家就處在比較健康的狀態。

毛澤東為什麼勝利，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不裝逼，直接承認自己一向都是這麼做，也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政權、保住政權。這是中國實際上的政治習慣。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共產黨才會崩潰，就是它在財政和軍事上遭到極大失敗。在這種情況下，有效治理必然完全中斷，社會經濟形式沒有辦法維持運轉。

哪一種選擇更好，主要看你的價值觀。我之所以覺得諸夏更好，是因為一系列分裂的小國比較容易維持自由民主。即使一個地方出了一個袁世凱，別的地方還可以出現陳炯明。山東如果出了張宗昌，也不妨礙廣西出一個李宗仁。他們相互競爭，比較開明的體系就會占便宜。在比較專制的體系混不下去的人，就可以到比較開明的體系去混。

實際上，歐洲之所以能實現自由民主，跟歐洲的分裂有很大的關係。一個地方出現專制統治者，那麼資本與人才都會跑到其他比較開明的地方去，然後在其他開明政權的競爭之下，專制政權自己就會維持不住。

所以，與其等一個袁世凱或普丁這樣的獨裁者來重新統一，還不如按照諸夏的路線，讓它們像拉丁美洲各國或像歐洲國家一樣分別建國，在相互競爭的多國體系之中，透過相互競爭來維持自由民主。

中國的居民是沒有延續性的，大一統之後就是大規模的戰爭和滅絕，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整個東亞最近一千年的歷史，就是在這種不斷的震盪中度過的。無論是大規模滅絕性戰爭，還是大一統專制體系，都不利於自治團體的建立，所以它基本上沒有這種條件。

條件最有利的時期，實際上就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統治的時期。西方殖民主義者暫時制止了原先常見的滅絕性戰爭，使原有的各個團體多多少少得到了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但殖民主義一離開，舊戲肯定重新登場。按照原有的遊戲規則，勝利者肯定會對失敗者發動滅絕性戰爭，重演文明滅絕和重建歷史。

中國能有核武器和其他東西，有賴於中國政府能有效汲取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用於外交和軍事，而這個汲取機制迫使普通百姓沒有辦法發展現代社會必要的那些經濟文化生活，沒有辦法享有西方民主國家社會理所當然的那些權利。

果中國普通百姓都有了這些權利，第一，擁有權利的國民必然會把大部分財富用於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會用於搞核武器或搞富國強兵那一套；第二，這些居民必然會更重視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地方認同，大清帝國的版圖能不能保持都很成問題。直截了當地說，中國一方面要保持大清帝國的版圖，一方面又要做軍事強國，那就只能犧牲自己的國民；而臺灣則是走上了相反的路。

中國這條道路會走進死胡同，因為只要你的國民永遠處在一種置外於世界的道路上，無論你有多少核武器，你都不是國際社會體面的一員。朝鮮有了核武器，它難道就變成一個像樣的現代國家了？顯然沒有。所謂「落後要挨打，軍事不強就不行」，這種說法是神話。

中國走在這條路上，是把自己卡住了，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無論你在軍事上再怎麼講大國復興，但你還是沒有辦法改變自己和世界主流文明的結構性衝突，這個問題其實比臺灣問題要大得多。而臺灣實際上在國民層面已經建立了，但在國家層面上沒有得到適當的符號性承認，這就是一個認同政治的問題。現在雙方都進入了死局。

武斷預言不恰當，我只能說，根據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多族群帝國向民族國家進行轉型，出現這樣的死局，一般來說很難有善果。東歐也好，西亞也好，出現這種情況的國家和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經過慘烈的流血才能解決問題，歐洲也是流了很多血才走到現在這一步。

由於中華民族本質上就是無產階級組成的假民族，沒有資產階級的凝結核，所以中華民族就是無產階級組成的流沙，跟中華民族英雄所依靠的官場勢力一樣，是只能勝、不能敗的。

我所代表的就是凱末爾主義和畢蘇斯基主義的先聲。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提出這樣的主義，在將來歷史上的重要性，就會像梁啟超在一九一○年代提出中華民族主義，剛提出時微不足道，但由於時勢的發展對你有利，最終仍會變成顯學和主流思想。

現在的戶籍記錄清楚顯示，無論以前發生過多少大屠殺，今天中國華北各省絕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明朝初年從山西和察哈爾一帶遷入的。他們大概有濃厚的胡人血統，其後裔遍及今天的華北。在此之前住過那裡的居民，包括春秋時代孔子同時代的居民、漢朝與晉朝的大多數臣民，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已經在歷次大滅絕中不復存在了。

至於目的和手段之間是不是有明顯矛盾，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漢族發明的技術和漢族發明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極端背離的。大多數民族發明的目的，是為了在政治上有利於發明家所在的集團，或是有利於發明家企圖建立的這個集團的菁英階級，而漢族的發明所造成的結果，恰好是把漢族發明的忠實支持者，趕到了今天馬來華人和臺灣的蔣介石支持者落到的下場，把他們從一度很有機會的地位，趕到了今天這種兩頭不是人、眼看就要走投無路的悲慘命運上。

所以從目的和手段的角度來看，從馬基維利主義只講技術、不講價值的角度來看，漢族是拙劣的民族發明。拙劣的意思是，它會破壞發明的目的，坑害接受這種發明的人；而好的民族發明、馬基維利意義上的優秀民族發明，是會讓這些人占便宜的。

第四章 諸夏

照西方史家的一般說法，這個地區稱為Inner Asia，也就是內亞或內陸亞洲。東起滿洲松花江流域，越過山西高地，向西包括了關中盆地一部分地區，然後到青海、西藏、印度北部、伊朗的呼羅珊（Khorasan），然後向西延伸到烏克蘭大草原，這一整個廣大的地區就是內亞（其實包括了歐洲的一角）。

內亞是一個高度流動、四通八達的草原地帶，技術和資訊的傳播速度非常快。在十六世紀海路興起、海運量和傳播速度超過陸路以前，世界上傳播最快的就是草原商隊和騎兵。從烏克蘭到蒙古邊境，傳播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十五世紀以前的世界史上，內陸的作用就像近代史上的海洋。

地理上比較孤絕的東亞，與內亞一直非常密切。大體上講，東亞（諸夏）處在被動地位。

列寧主義體制內在是僵硬的，則經不起局部失敗，是全贏或全輸的類型。

諸夏取得局部勝利以後，首先要完成歷史建構和民族發明，其次要建立小的魂器守護者團隊，這兩者都是成本很低，而且在精不在多的。在最好的路徑條件下，某些局部地區取得勝利以後，這些小的魂器團隊就可以在這些條件較好的地區展開教育工作。

將《聖經》翻譯成巴蜀語言，把巴蜀國史編纂好，然後透過有傳教士精神的學者，把這些成就逐步向巴蜀本土傳播。

因為士大夫的本性就是剝削各地真正的凝結核，把資源集中。他們的本性跟民主的本意相互矛盾，所以只有地方上具有土豪性質的凝結核，才能真正實現民主。

所以關鍵就是要有自己的語言，形成自己的路徑。

民族發明就是要打破錯誤經營的銀行，把本來可以建設成美好家園的小共同體能量，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資產階級的規則只能用在資產階級身上，騎士的規則只能用在騎士身上。匪的規則就是超限戰，沒有任何承諾能高於戰爭權力。只有這樣，你才能贏。

不外乎三種情況：第一是福克蘭群島戰爭失敗的那一刻；第二是類似八一九政變失敗的那一刻；第三是類似二月革命式的搶麵包事件或諸如此類的社會性騷亂，剛開始跟其他騷亂沒什麼不同，但突然越過閾值，龍騎兵的網路不敷使用。這三種情況不是截然對立的。前兩種情況，在大事發生以後，必然也會呈現第三種情況的社會徵兆。第三種情況是最糟的，因為沒有戲劇性崩潰，而是慢慢一點一點把元氣耗乾以後，最後在社會無法支援的情況下自行瓦解。相對於前兩種情況，第三種的元氣損害得最厲害。

理論家不會製造歷史，而是對必然要發生的事或無法改變的現狀，予以必要的解釋。必要的話，再適當修飾，使它納入一個合適的體系，以比較順耳、順眼的方式描述出來。

任何事都有廣告面與現實面。

諸夏相當於宋教仁和馬克思那個廣告層面，它背後遮掩的現實就是解體論，而解體的現實必然慘澹悲涼，絕不會是理想狀態。

歷史是有積累性的，過去的欠債或過去造成的扭曲，最終還是會伸張正義，該發生的事終究逃避不了。

民族發明是不能公開反對的。愈公開反對，對發明家就愈有利。你若想抑制這種發明，唯一辦法就是根本不提，希望大家把這件事忘掉。你只要一提了，那麼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結果都是增加發明家的力量。你一旦反對，就等於承認它存在了。承認它存在，就等於對方達到目的了。達到目的以後，再打壓它是沒有意義的。

費拉社會沒有政治資源和政治傳統，什麼都可發展，發展什麼都一樣，反正盡是沒有根據的東西，都是建立在發明的基礎上。同樣是發明的話，那麼大膽和不大膽的發明是差不多的，可隨意嘗試。

這就是你透過選擇你的神明來選擇命運。

民族發明是要製造一個敘事和認同的結構，讓現存的各個集團可以選擇自己的認同，並在這之後形成新的邊界。

換句話說，在民族發明成功以前，無所謂移民或外國人，因為移民或外國人的概念是邊界存在以後的事。不是先有移民或外國人然後形成共同體，而是對共同體進行重新發明、設置了新的邊界以後，才把邊界之內稱為共同體，邊界之外稱為外人。

中國從來沒有統一的市場，無論是古代的大清，還是現在的貴匪。

大一統體現在人事、禮儀上的統一，但這往往是依靠各地督撫或地方政權在財政上的各種特殊政策才能維持的。如果沒有這些政策，人事上的統一也就無法維持了。即使是陳雲，在朝鮮戰爭時也沒能打破這個壁壘。

規範化都是有害的，只會造成信息量的流失。好的語言可以讓任何人都寫錯別字，錯別字多了以後，通假字就會變成正式用語。這種狀態就是小的嘗試、錯誤和演化，正是達爾文主義最需要的。保守演進的路線能以最低的損失實現最多的改進，恰好就是資本主義和普通法演化的模式。

方塊字本身不利於這種演化模式，拼音文字則很容易。但拼音文字如果搞成國語或標準拼寫法，對它來說也是增大了磨耗和阻力。

對諸夏來說，能充當本土語言的必然是那些重新發掘、在十九世紀末期由傳教士編出來的各種語言，或是苗人、瑤人、其他小族群剛拼音化產生的語言。只有這些語言，才需要像印第安人或其他土著民族的語言那樣，透過國語化保證其脆弱時期的傳承。

當然膽子要大，對任何管制措施都要視而不見。無論措施怎麼設計，執行人員必然都是欺軟怕硬。如果損失很大、成本很高、得到的政績並不突出的話，他寧可去執行另一些比較溫順、損失小甚至沒有損失、或許還能敲詐勒索得到很多紅包、搞出很大政績的項目。

所以無論管制措施怎麼設計，結果必然是所有措施都會落到本來就不大需要管制的順民頭上，本來就管制不住的那一批人，反而一開始就會繞著走。除非有特別的投入或是欽差大臣率領的精兵，不然一般造成的結果都是這樣的。

你如果上當，相信坦白從寬之類的話而接受了管制，你的麻煩只會愈來愈多。相反地，你如果相信江湖經驗，本著「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這個精神，對所有管制嗤之以鼻，堅決在管制體系之外搞自己的系統，那麼你會愈來愈強大。

凡事有名有實，國語、國史屬於名，交給海外的發明家去做就行了，淪陷區的人最重要的則是對付張獻忠這種人。所以，最要緊的是要有實力。

當然，你要避開管制體系，千萬不要學體制內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的幹部或中小學教師，傻傻地為了避免風險或吃穩當飯就接受管制，那樣你就毀了，所有管制措施都會落到你頭上。而且，你愈是好管，就愈容易給你找罪名。所以你要在黑白交替的中間地帶給自己搞出一個包括狼牙棒在內的私人體系，這樣你以後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將來的趨勢必然是會有管制，管制會坑死大部分順民，還會打垮一部分土豪，但不可能打垮全部的土豪，而且不可能消滅張獻忠地區。在這種基本盤之下，第一，你要自己做豪傑；第二，如果你做不了豪傑，你也要結交豪傑。豪傑是什麼？你自己動動腦筋，讀一讀二十四史。

我斷定，無論你選擇怎樣的路徑，各方共同作用最容易發生的結果就是，若干回合的博弈導致支離破碎的局面。這種局面有可能是因為共產黨挑戰西方導致自身毀滅、勝利者又不願意收拾殘局而造成，也可能是因為共產黨雖然不挑戰西方，但為了以現有的方式維持統治，導致基層社會繼續黑社會化，逐步瓦解，使得大片政治生態區落入類似黑社會的組織手裡，從而間接地通向敘利亞化而引起，也可能透過黨內的派系鬥爭、日益增加的門生與派系，逐步形成類似東南互保的局面而引起。

但無論怎樣博弈，維持這個橫跨東亞和內亞的巨大區域的技術性困難，都會使它殊途同歸，造成事實上的各種分裂。而這些分裂狀態需要一個政治上的名分，於是給它設計一個諸夏的名分是合理的解決方法。

所謂合理的解決方法就是，你要清楚形勢不能左右，只能觀察和利用。如果你認為設立了一個目標就能達到什麼目的，那很容易使判斷力受損。最能清醒判斷局勢的人，往往不是懷有特定目的的人，而恰好是那種沒什麼目的的人。沒什麼目的的人，對懷有各種目的的各種人的動機和效果之間的背離，是處在最有利的旁觀者清的立場上。

如果我認為他們有希望成功，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我之所以在這裡，正是因為我反覆分析以後，認為它沒什麼成功的希望。總體來說，我認為各方都達不到目的，而合力的結果會是他們不怎麼希望、卻不得不接受的情況。

誰流了血，誰出了錢，是毫不含糊的。

第五章 遠東各邦

基督教在蠻族中傳播以後，新教改革最厲害的那些地區，就是傳教士當初被殺得最厲害的地區。維京人、薩克森人都是被查理曼之類的人殺得很慘，在強烈抵抗之後才皈依的。他們才是宗教改革的核心。

贛越是百越的技術中心和主要的兵器庫。

不要去找經史子集，要找地方上的團練頭目、民兵頭目、堡寨頭目，或是宗教寺廟、宗教團體的主持人，這些人才是你需要的土豪。

真正能起凝結核作用的，不會是這些能寫入儒林傳的人物，而多半是在比較低級的縣治、鄉治中才會露頭，或是因為在亂世組織民兵而被高級知識分子記載，在和平時期只能出現在低級記錄、或儒家不太瞧得起的那些異教（即佛教、道教或鄉土多神教）留下來的旁證中。

在儒家士大夫裡，宋明兩代負責搞鄉治、義門、義倉、書院的那一批人，最有可能是土豪。你如果一定要從士大夫裡找線索，那就順著書院或義門去找，這方面的材料是相當多的。

十月二十二日是大蜀的國慶日，大蜀在這天正式宣布獨立，誕生東亞大陸第一個近代化的民族民主國家，所以大蜀的民族發明毫無疑問要從這天展開。這也是大蜀的第一個紀念日，相當於波蘭的五三憲法紀念日。

另一個必不可少的紀念日是十二月二日，是大蜀的國恥日。這一天，賣國賊鄧小平率領黃俄和蘇俄的部隊入侵大蜀，消滅了大蜀的民主政權與大蜀憲法的痕跡，屠殺了大蜀選舉出來的地方參議院和縣長，連傳教士、醫生、小學教師這些帶有一點知識分子性質、有一點社會凝結核作用的人都不放過。

所謂民族精神的發明，其實就是發明家扮演了一個宗教改革者，把他認為合適的組織模式和精神氣質灌輸到他的小團體，使小團體在不斷擴張中發展成大團體，並把不符合這個模式的各種人從人類的模因庫中排擠出去。

解釋本身就是重新創造。你要建立一個較好的傳統取代原有較壞的傳統，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古老的資源，按照你的需要來解釋，這樣自然而然就能起到刺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