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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
叢書：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6-06
ISBN：9789578654174
魯迅
師爺文化部分繼承了刀筆吏的傳統，以心思細密和刻薄著稱，時刻不忘記將成本推到對方或社會頭上，利用義務落差在沒有優勢的地方創造優勢。
魯迅後來的雜文和論戰充分體現這種美妙的技術：只要將沒有明確主體的社會責任推到論敵一方，你就能無往而不勝。
師爺打官司，魯迅打筆墨官司。
所有權力都容易濫用，但話語權總是比其他權力更容易濫用。粗心的讀者往往產生相反的幻覺，那只是因為記錄和譴責濫權的權力一直掌握在文人手中。宋代文人過剩以後，歷史的是非真偽就變成了永遠無法釐清的黨派問題。明代以後，心法日趨刻薄，但幸而文盲和蠻族仍然構成社會組織的中堅，較少受到腐蝕性智慧的沾染。近代的教育普及和社會革命最終實現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魯迅發揚光大的技術在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在列寧主義社會中幾乎繼承了孔子在儒家社會的地位，跟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好男不當兵，當兵就是為了吃糧，無怪乎為親戚所輕。
日本人善待留學生，更使習慣親戚欺凌的魯迅受寵若驚。他終生熱愛日本和日本人，不是沒有道理的。
章太炎
童年的烙印，不是成年以後的幸運與不幸所能逆轉的。
中華民國是章太炎最大的勝利，也是一切失敗的根源，但他已經實現了報復滿洲人的夙願，對其他事情並不真正在乎。
如果說文言文是自發生成的士大夫文字，白話文就是人為設計的士大夫文字。吳越或任何地方的民眾都看不懂白話文，正如他們看不懂文言文。文言文必須依託科舉推廣，白話文必須通過強制教育推廣。如果要比較哪一種方式對歐洲定義的大眾文學、民間文學、口語文學損害最大，答案毫無疑問是白話文。
「我手寫我口」和「言文一致」的新文學其實已經由各地傳教士發明幾十年了，但大部分內容都是《聖經》、宗教小冊子和通俗小說。社會主義者陳獨秀、進步主義者胡適和人文主義者周作人都不喜歡這些內容，儘管他們聲稱效仿的歐洲大眾文學──民族文學也是這樣產生的。
新文化領袖們都是教育官員和食稅者，擴大強制教育的範圍，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文武官員當中的技術人員和事務人員，甚至不負決斷責任的高、中級軍官，通常都不在「貳臣」候選範圍內。
巴蜀山溝裡面的流亡者一天到晚吃國民政府配給的平價米，眼睜睜看著跑滇緬公路的卡車司機大發橫財，左鄰右舍的無產階級愈來愈不耐煩聽這些窮且益酸的自戀狂魔喋喋不休，性格自然愈來愈扭曲。他們為了進一步堅定自己一貫正確的信念，採取了以下兩種免費的心理療法。第一，抗戰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一切問題都源於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專制，腐敗的意思是他們的日子比我們過得好，專制的意思是他們不准我們上升到可以分肥的地位。第二，抗戰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一切問題都源於漢奸的軟弱和自私，他們繼續享受北洋時代的生活水準，留在大城市花天酒地，僅僅因為不能便宜了他們，我們也得堅持抗戰到底才行。珍珠港事變還沒有發生，四○年代到七○年代的所有劇本，已經像子宮裡的胎兒一樣，具備了出世以後的雛形。
翻身農奴樸素的階級感情，有力地推動了戰後的接收和清算。
國民黨還都南京，實質上是第一次階級鬥爭（北伐）和第三次階級鬥爭（共產）必不可少的橋樑，但因為蔣介石總是意識不到自己拿錯了劇本，給其他演員和廣大觀眾造成了不小的認知混亂。
漢字世界的所謂創作一向分為三類：翻譯的翻譯，摻水的翻譯和摻假的翻譯。
陳寅恪
清末民初的新派士大夫視野的廣闊和甄別的精當，是他們的前輩和後輩無法比擬的。他們的前輩局限於東亞一隅之地，對歐洲、內亞和印度的廣大世界缺乏瞭解管道。後輩的管道雖然更多，卻在解構性的負典誤導之下，自己把自己封閉和扭曲起來。
博雅教育本質上屬於貴族和紳士，時間是他們唯一的約束條件。無產者犧牲廉價的時間，購買高價的文憑。紳士犧牲昂貴的時間，只會為了滿足真正的興趣和解決真正的問題。涉獵和薰陶的有機效果，無論採用任何測量標準都會掛一漏萬、取偽棄真，只有孔子和蘇格拉底式的個人鑑定才是唯一可靠的標準，然而這樣的標準本來就不可能機構化、標準化、常態化。規範化的教育機構只能培養中上之資的官吏或技術員，不可能培養真正的知識分子。原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存在，只能是階級地位和個人天資的幸運結合。前者來自祖先的遺德，後者源於上帝的恩惠。無產階級企圖通過教育改變階級地位，通常的結果反而是降低了教育機構的階級地位。
陳寅恪以其生命見證了無產化的進程，鮮明的階級意識和反動的階級立場構成了他全部生命和學術的源頭活水。
無產者的學術只是打工者為別人收集整理的材料，自然既不知道材料的用途，也不關心各種材料的內在聯繫和衝突。科舉英雄不重視效法孔子，只重視工整的書法和正確的格式，原因同樣在於階級，同一部《論語》在騎士的子孫和官吏的候選人眼中自然不可能有同樣的意義。馬克思所謂的異化就是指生命和工作的分離，本質上就是無產化的對應物。
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完全清楚真正的學術必然有階級性，而且階級性必然是反動的，反倒能夠懷著敵人對敵人的敬佩，正確地理解和評價陳寅恪。
他的歷史理解力和現實格局感相互為用，古典今典互用只是其中的一個側面。如果影射史學是一個中性詞，他的著作就是影射史學的極品。
有問題都是爭議問題，沒有爭議的地方就沒有問題。爭議問題肯定有相互矛盾的材料，同樣的材料也可以向不同的方向解讀。選擇和解讀如果能夠證明什麼，主要也是證明了當事人的立場和價值觀。
三綱六紀是東亞文明或宋型社會構建共同體的核心規則，沒有共同體的儒家注定會淪為其他共同體的裝飾品。
梁漱溟的中、西、印三種取向之說，實際上就相當於「中醫長於內科、西醫長於外科」的文化版。任何誠實而稱職的醫生都會告訴你，比較接近真實情況的說法應該是：「中醫沒有外科，假裝或真正看不見西醫也有內科」。
即使在西方征服的非西方文明當中，東亞文明都處在更加弱勢的地位。埃及或印尼的穆斯林雖然交出了政治上的統治權，三綱六紀的伊斯蘭對應物仍然在信徒的家庭和社區當中活著。
政治秩序是社區秩序的延伸和升級，不能脫離基礎共同體而長期存在。你不可能引進西方的上層建築，同時保存三綱五倫的基礎共同體。如果你想同時維護三民五權的政治秩序和四維八德的社區秩序，你就注定會變成自相矛盾和軟弱無力的角色。基督教傳教士不是自相矛盾的角色。他們要首先建立基督教社區，柔性替代三綱五倫社區。
共產主義者根據以上的認知得出結論：只有徹底消滅舊社會的基礎共同體，革命的任務才能完成，從政治革命經社會革命到文化革命，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和必要性。他們唯一的問題在於，像馬克思和蘇聯一樣，說不清替代舊社會的新社會是什麼，因為誰都無法用解構理論完成建構任務。如果你運用福爾摩斯式的推理方法，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以後，僅存的可能性無論看上去多麼荒謬，都會是問題的正確答案，那麼他們的目的就只有一種解釋。他們已經以另一種方式看清宗教領袖其實是正確的，世界注定充滿罪惡和苦難，但是他們不願接受彼岸的拯救或涅槃的解脫，寧願同時毀滅自己和世界，從而一勞永逸地結束所有罪惡和苦難。由於人人都是肉體凡胎，接受真理及其解放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只能用「新社會」和「新人」這樣的統戰詞彙，欺騙自己和世界。
遺民的人生目標就是等死，等死過程中發生的事情其實對他並不重要。
他的中古研究依靠種族、文化、階級三把解剖刀，實際上就是從世界史的高度看東亞一隅之地。
這樣的人在西方、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都不太缺乏，在漢語世界卻是鳳毛麟角。後者願意承認自己在西方面前猶如井底之蛙，已經很不容易；再要承認內亞的世界遠比東亞的世界廣闊，實在是太過分了；最後還要承認東亞內部的多元性和漢字記錄的誤導性，差不多等於強迫抄寫員做印刷工人。
這些洞見的背後，還隱藏著陳對現代世界體系近乎悲涼的理解。
典故和隱喻是古老的信息壓縮技術，古典和今典的重疊是要讓讀者領會作者不願公開釋放的資訊。
陳一生的軌跡和東亞歷史的軌跡高度重合，很少忘記在重要的節點釋放諸如此類的資訊。蔣介石聯蘇抗日，使他預見到宋徽宗聯金抗遼的下場即將重演。他談論「唐亡於黃巢，禍基於桂林」，實際上是要讓讀者自己想到「民國亡於共產黨，禍基於滿蒙」。他談論錢謙益和柳如是，實際上是在傾瀉他對自己和同時代貳臣群體的感慨。他譴責錢謙益遲疑怯懦，沒有聽從詼諧勇敢的妻子，實際上是想減輕自己的愧疚，因為他在一九四九年沒有聽取妻子的主張。所有這些著作都談不上客觀中立，論體例更不符合學術規範，但它們比歷史研究更重要，因為它們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研究的對象。歷史能否預見未來，對他不是問題，因為他已經多次預見未來，但預見沒有給他帶來希望，因為產生他的社會終將被歷史抹去。
余英時
級別較低的恐怖分子（指紅軍）對政治上的合縱連橫缺乏理解能力，更關心以階級鬥爭的名義給自己撈油水。
朱鎔基和劉鶴的貿易協定、金正日父子的核武器談判，都以鬥而不破學為秘傳心法。他們對自己的勝利懷有極大信心，主要就是因為中國的存在本身提供了鬥而不破學有效的強大證據。
余英時的文化泛民族主義，根植於知識分子的共同體幻肢痛。病人在切除肢體後，仍然會經常覺得手腳原先所在的空衣袖和空褲腿隱隱作痛。知識分子失去了真實而邊界明確的政治共同體，就會迷戀浮泛而無法定義的文化共同體。這樣的背景，構成泛日爾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思想家群體的共同特徵。國民民族主義的發明家通常是偏袒俗語所謂自由民主的政治家，奧斯曼主義（帝國超民族主義）的發明家通常是偏袒俗語所謂專制獨裁的政治家，但他們都有統治階級的責任倫理和操作習慣，深知任何有效統治都要以明確的邊界和具體的義務為基礎。而文化泛民族主義的發明家通常是缺乏責任倫理和政治經驗的游士，對不動產和保安的帳單沒有什麼概念，卻幻想同一場電影的購票者或同一家樂隊的發燒友，能夠以其薄弱的共同偏好，形成比庸俗政治更高尚的共同體，因此在其存在的一百年多年中，未能建立任何一個自我治理或有效統治的政治共同體。
文化泛民族主義依據其兩大支柱（宗教和語言），又可以分為三種亞型。第一種以希臘（東正教）主義為代表，宗教和語言相互支援。第二種以泛伊斯蘭主義為代表，以宗教為主要依據。第三種以泛阿拉伯主義為代表，以語言為主要依據。東亞的文化泛民族主義由於漢字特別缺乏邏輯性和規範性，經常導致三者的混雜和誤用。「中國」或「中華」的措辭通常屬於第一種，要求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相互支持，但兩者也都可以賦予奧斯曼主義的內涵，用在既非漢字文化圈、又非儒家文化圈的對象上。「漢族」或「漢人」的措辭通常屬於第二種，以漢字為主要依據，但至少後者在許多特定歷史情境下，存在多種不同的所指。「華夏」或「華人」的措辭通常屬於第三種，但兩者都在許多特定歷史情境下，存在多種不同的所指。
余英時和儒家文化泛民族主義者在冷戰初期，頗受香港和南洋殖民地政府的冷遇，幕後的政治格局，就是蔣介石操縱華社的反帝政策，其中不無父債子還的隱秘正義。
東亞文化泛民族主義者面對列寧主義的二期殖民（指中共政權），普遍產生了明清易代的錯覺。虛無主義對全人類所有文明的顛覆和異質文明對沒落文明的顛覆，從失敗者一方的角度看確實是很難區別的。
美國的東亞研究到二戰以後才頗有聲色，但十分之九的資源為日本研究獨占，中國研究的比重長期以來，波動於暹羅和印尼之間。基本格局符合東亞自古以來在人類文明當中的比例，因此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
這裡面的癥結當然在民族構建的性質本身，定義相當於東亞奧斯曼主義的政治（而非文化）名詞「中國」，像西亞奧斯曼主義和全世界所有帝國超民族主義一樣，是只能依靠日益升級的專制手段才能避免解體，列寧主義一期殖民政權（國民黨）因為專制不夠徹底，結果白挨了罵又沒有得到挨罵的報酬，列寧主義二期殖民政權（共產黨）自然要深刻吸取歷史教訓，將「共產黨員不能怕挨罵」的心法代代相傳。
真誠的漢族主義者或華夏主義者不能不講儒家的節操，正如真誠的伊斯蘭主義者不能不講穆斯林的沙利亞，但講了節操就不可能鬥得過奧斯曼主義者，因此注定會在政治上一敗塗地。
歷史學的特點是最硬的材料硬度都很有限，最好的方法都取代不了敏銳的洞見，因此現代學術無產階級的辛勤勞動，經常還不如歷代菁英階級的業餘愛好。余英時屬於洞見敏銳的極少數，但他這方面的特質並非學術體制所能賦予，毋寧說源於士紳的階級意識，以及個人的特殊關懷。
余英時的真正問題，還是在東亞文化泛民族主義的認同上。文化泛民族主義者不能承認，自己認同的文化低於其他文化。這裡的承認與不承認、認同與拒絕認同，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
越南戰爭以後，亞太沿岸群島—半島地帶的經濟起飛昭然易見。通俗的炒作，就是「亞洲四小龍」如何如何。這其實是冷戰新自由主義秩序繼承和取代遠東條約體系（舊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的自然結果。
大中華主義的構建失去了列寧主義的組織支援，自然就不再有茅塞人心的力量。臺灣民主化的進程，自然產生了福摩薩民族的構建。
浮泛的文化認同（例如德意志文化）如果不能轉移到具體的政治認同（例如尚不存在的德意志民族）上，就發揮不了國民共同體（例如法蘭西）的功能，結果還是走不出葉公好龍的窠臼。
金國的漢人，是指遼屬燕雲十六州的編戶齊民。蒙古帝國的漢人，是指金屬山東河南的編戶齊民，他們在金國統治下，通常自稱和被稱為南人。滿洲帝國的漢人，是指明屬十八省的編戶齊民。三者都是類似羅馬帝國「降虜」或阿拉伯帝國「馬瓦里」的政治等級，跟特定的血緣或文化沒有相關性。辛亥前夜的漢族構建，才屬於近代化的文化泛民族主義方式，以漢字和儒家為劃界標準，然而文化泛民族主義建國成功的紀錄，在全世界都等於零。
漢族主義躺在拉丁主義、斯拉夫主義、希臘主義、阿拉伯主義、伊斯蘭主義的陰影裡，即使在失敗者當中都沒有什麼存在感。蘇格拉底的語言和耶穌基督的教會都扶不起希臘主義的阿斗，漢字和儒家在世界文明和世界歷史當中的地位，自古以來都要邊緣得多，很難指望更好的前途。漢字使用者如果推動方言的拼音化，就會啟動希臘主義者巴爾幹化的先驗主義構建模式。越南天主教會和臺灣長老會的國語構建，實際上已經完成了這方面的工作。儒家信徒如果投靠敵對的政治勢力，就會啟動拉美天主教徒阿根廷化—烏拉圭化的理性主義構建模式。
文化泛民族主義不足以支持政治共同體，余英時其實是清楚的，但東亞大陸構建政治民族的複雜性不在歐洲之下，他寧願選擇逃避。
漢族主義構建的矛盾和混亂，在西方學界並非秘密。
東亞文化泛民族主義者比西亞的阿拉伯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更加焦慮，因為漢字和儒家的歷史資源和政治資源都遠不如最接近的親戚。
余英時知道民族構建失敗的嚴重後果，但他缺乏得心應手的分析框架。方塊字的不精確性，又給他造成了極大的困擾。結果是他知道現象，卻說不明白。民族發明學的理論構建，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解體的兩種方式，唯一區別就是民族發明能不能跟得上，如果跟得上，就產生烏克蘭模式，如果跟不上，就產生敘利亞模式或張獻忠模式。三種模式都需要流血，只是頓巴斯戰爭的文明程度高於敘利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的文明程度高於張獻忠戰爭，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余英時為人愛惜羽毛，自重節操，結果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注定會變成commie統戰的障礙物。陳寅恪的身後之名，構成統戰和反統戰在二十世紀末葉的一個焦點。
余英時並不把東亞窪地的敵人和崇拜者放在眼裡，畢竟他的政治身分已經是美國學者了。
兩宋士大夫用新儒家包裝內亞—印度文化，動機並不是不像「黃金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年」幹部用大中華主義包裝列寧主義。
東亞化和民主化的本質，都是去組織化。內亞和東亞之間的秩序落差照例在內亞殖民時代縮小，在東亞獨立時代重新擴大。新一代內亞殖民者通過蒙古人和滿洲人捲土重來的基礎條件，由此一一就緒。
從組織角度講，士大夫只是沙陀殖民者、滿洲殖民者和蒙古殖民者之間的插曲。
知識分子維護自己身上的新衣，其實比皇帝熱忱得多。
朱熹和張栻都說王安石的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不行，是因為他的理論素養太差，而依據道學家內聖必然外王的公式，學術不端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心術不正。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這使新儒學的巫術性格大大增加。正心修身的體操技術變得類似巫師的咒語文本和科學家的實驗程式，容不得絲毫差錯。
余英時暮年功成名就，對世界已經無欲無求，評價歷史人物和現實政治，自然不會有所顧忌，在文化泛民族主義的固有弱點和東亞中心主義的天然局限範圍內，他的分析已經窮盡深刻的極限可能。
余英時其實沒有復辟江淮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計畫，他的親屬都已歸化美國，兩三代人之內，就會失去辨識方塊字的能力。湯瑪斯．曼的豪言壯語實際上也是以諸德並存，尤其是瑞士德語諸邦的自由為基礎的，歷代的德裔美國人同樣在三代人之內變成了英語社區的成員，對討伐希特勒不曾有過片刻猶疑。定義相當於東亞泛文化民族主義的「中國」、「漢族」或「華夏」如果指望德語文化的同等地位，最可靠的保障莫過於諸夏各邦像荷蘭、瑞士、丹麥和捷克一樣分割帝國故土。江淮在復國的實踐中自然會發現，虛而不實的文化泛民族主義此路不通，只能回到國民民族主義的幾種構建技術上來，在blood and money的真實基礎上重建政治共同體。
當然，這是毛澤東的石敬瑭地位決定的。他明白自己由於無法改變的出身和路徑，在「言必稱希臘（蘇聯）」的列寧主義幹部隊伍中永遠都是外人。共產國際東亞二期殖民政權的秩序首先是蘇聯老大哥的秩序，然後是黃俄苦力集團（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秩序，總之不是他自己的秩序，而且對他的個人安全構成極大威脅。
余英時不能徹底解構中國神話，不能認識到東亞窪地自古以來的殖民地狀態，將東亞諸帝國想像成獨立的秩序，因此沒有將他的洞見推到邏輯上的終點。
病理是硬標準，脈象是軟標準。醫生只有在看不到切片的情況下，才依賴脈象猜測診斷，神醫和庸醫的猜測診斷，不僅高下懸絕而且幽明路絕，然而一旦切片在手，非但實習生和頂級專家的診斷差別為零，而且病理學的實習實驗員獨占標本，可以輕而易舉讓任何沒有切片可用的神醫像個傻瓜。余英時雖是神醫，不幸思想史偏偏屬於脈象學一類。他一生、乃至身後，都要為此吃虧。
郭沫若
陳寅恪後來說，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擔雙重義務。1郭沫若就是前者的典範，胡適則是後者的典範。一般人在公共生活當中容易作偽，在私生活當中容易暴露自我。小腳太太江冬秀和名門閨秀佐藤富子的命運，就是胡適和郭沫若人格的投影。江冬秀如果嫁給了魯迅或者徐志摩，無論如何精明強幹都逃不了畢生不幸的下場。佐藤富子如果嫁給門當戶對的本國人，以她後來表現的忠誠和堅毅也很難不幸福。
翻譯勝過創作是新文學的通病。
一戰後是文學馬克思主義的全盛時期，恰好相當於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瓦解時期。後者大多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發現純粹的經濟模型已經愈來愈容納不了勞動價值論的樹釘。如果把超經濟剝削和世界體系的列寧主義補丁打上去，又會把自己和本國工人階級劃在剝削階級一方。因此二○年代以後，弘揚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主要落在文學家頭上。
一戰以前的歐洲、冷戰以前的遠東和殖民地獨立以前的東南亞，邊界都是開放的。
共產國際有意識地塑造東方高爾基，他和魯迅是這項工程的主要成就。魯迅死後，沒有人再能與他匹敵。
郭沫若是那種不善理財卻善於揮霍的人，具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肯定會窮困潦倒的典型文人性格，沒有黨組織的知遇之恩，他是不可能安心研究歷史社會學的。黨組織並沒有看錯人，他一個人的貢獻超過了三○年代史達林主義者的總和。後來中小學生耳熟能詳的社會發展史，大部分是他在日本期間一手創造的，其他人的角色只是在框架內添加資料。該框架包括以下著名的內容：孔子是奴隸制的主要代言人；秦始皇廢封建的目的是建立封建社會。他用金文和甲骨文支持社會分期法，這是當時學術界的時尚。他的名氣和中央研究院的職位大部分歸功於此。
郭沫若從南昌起義以後，一直屬於周恩來系統。他的理論為自己的系統服務，暗中將本土共產黨人劃進了馬列著作諷刺的小資產階級庸人系統。
委員長一向有苻堅和項羽那種沽名釣譽的惡習，總想向全世界表現自己多麼大公無私，絕不會偏袒自己人。這種惡習有力地促成了他的毀滅，直接導致了後世學生必須從小學習《東郭先生》和《農夫與蛇》。如果你好不容易才混到東郭先生和農夫的位置，自然會像唐太宗以隋煬帝為鑑一樣，嚴防將來的中山狼和希臘蛇如法炮製。
共產國際是一筆大買賣，「全身心奉獻革命」、「全家包養」和「半夜殺全家」構成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
許多上海商人和香港商人依靠販賣軍事物資給延安和新四軍，賺到了第一桶金。上海青年找不到工作，很容易考慮去重慶或延安，創造了「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的格言。
如果你去了延安，沒有路條就別想偷偷溜出來。在蔣介石和汪兆銘的轄區，關防形同虛設。
毛主義是馬列主義東方化的產物，關鍵之一就是引進了屈原和楚懷王那種相互考驗、相互折磨的虐戀元素。
虐戀只能發生在同枝連理的領袖和黨內知識分子之間，黨和外圍群眾、敵對勢力的關係仍然是列寧主義性質的。後人往往混淆了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關係，因此犯下非常可笑的錯誤。
平心而論，後人沒有多少理由認為他格外無恥。畢竟大多數黨內知識分子都跟他一樣諂媚成性，論水準卻沒有他高。他真正的問題在於外圍人士天然的不知趣，破壞了施虐者和受虐者應有的節奏感，妨礙了SM遊戲最關鍵的一幕，也就是S和M的逆轉。這種遊戲涉及毛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差異，或者說涉及到東方和西方的性別角色問題。
所謂列寧主義的迫害是資產階級人士有色眼鏡的產物，在當事人看來只是超人工程師對礦產資源的合理利用。所謂受害者就是那些操作手冊（歷史規律）已經鑑定為垃圾的低品質礦石，出於效率方面的需要應該扔進垃圾堆，並不是誰跟誰有仇有怨。「人權」和「公正」的叫囂只是業餘愛好者技術不合格的證明，業餘愛好者主持的礦山肯定不如超人工程師主持的礦山有前途。這一切都是經過科學驗證的，主觀因素根本不重要。
然而在毛主義的體系中，真心不真心的考驗占據了核心地位。整風運動的模式確實不同於三○年代蘇區的史達林式清洗。
SM關係有兩大特點。一是表面上的受害者處在操縱者的地位；二是S和M總是不斷交換位置。如果任何一方不理解東方陰柔之術，遊戲就會變成真正的迫害而垮臺。因此S和M的人格結構高度同構，關係的穩固程度遠遠超過單純的利益結合。天真的局外人如果像唐吉訶德一樣行俠仗義，多半會遭到S和M兩面夾攻。
沒有問題，打擊迫害是重視的最可靠證明。思想改造是愛情的考驗，真心不真心是愛情的核心問題。
這種遊戲可以無限循環下去，最精彩最享受的部分在於S和M交換位置的環節。M沒有挨打或是被打死了，都是遊戲的失敗。文革的結構和整風運動是一模一樣的，錯誤在於分寸沒有掌握好，但平反和啟蒙恰到好處地實現了最關鍵的角色交換，因此大家又可以愉快地進入狀態了。郭沫若不肯挨打，就犯下了破壞節奏的彌天大罪。內行的M肯定討厭這種人，就像妻子肯定討厭娼妓一樣有理。外行群眾如果得到真實資訊，多半會像約翰遜博士一樣，覺得區分跳蚤的大小是件挺無聊的事情。
瞿秋白
所有無產階級當中，沒有高學歷的文人總是無產階級意識最強的。他將社會意義的軟弱和體格意義上的軟弱投射為造反崇拜，主要就是因為明知自己沒有造反的能力。
舊式的儒學宗族理應養活大家族內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廢物點心，例如像他父親這樣的人。資本主義新士紳卻不覺得自己有這種責任，斷絕了瞿秋白子承父業的機會。瞿秋白永遠忘不了族人的背叛和資本主義新社會的殘酷，對這個社會懷有文盲、農民、工人不能理解的切膚之痛。
五四運動對他這樣的人只有機會，沒有損失。
媒體對於做不成專業人士的知識分子，是天然的避難所。如果你什麼都似乎懂一點點，卻又什麼都不精通，做精英腦子不合格，做草根身體不合格，媒體就是你最好的選擇。瞿秋白是東方的媒體人，沒有西方半知識分子的活力和惡習。
他的特徵是勤勉而沒有創見。
蔣介石的清黨毀了陳獨秀，因為共產國際是永遠正確的，如果失敗就肯定是下級的錯，否則歷史進程就要變得不夠科學了。
顧頡剛
吳越世系延及南宋以前的，多屬攀附。明初大流放以後的人口結構，則相對穩定。滿洲征服者雖然在吳越愛國者的歷史發明學當中，扮演了極其寶貴的敵對勢力角色，實際上卻是吳越士大夫階級最可靠的保護人，造成的人口損失不及洪秀全掀起的粵滿戰爭、粵湘戰爭一個零頭。
吳越知識分子發明大而無當的「漢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意識形態操縱者的職業病，所欲者奢而所能者鮮。他們身處兩大帝國主義之間，左面是東亞的傳統征服者，以滿洲為最近象徵的內亞帝國主義。右面是世界的統治者，以英國為名譽主席的西方帝國主義，痛感自己勢單力薄，「恨不得跟滿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拚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化主義在民族發明的三大模式當中，本身就是最弱的一種。奧斯曼主義依靠歷史繼承權，小民族主義依靠演化優勢。文化主義的弱點像奧斯曼主義一樣多，卻沒有奧斯曼主義的現實政治資源，無論支持還是反對奧斯曼主義，結果都是為人作嫁。文化主義解構奧斯曼主義，就會在文化邊界和政治邊界不能重合的區域，發明和培育小民族主義，自己至多能夠得到某種模糊的同文親邦特殊關係。泛日爾曼主義解構大俄羅斯主義，產生波羅的海各國。泛突厥主義解構大俄羅斯主義，產生中亞各國。文化主義支持奧斯曼主義，就會淪為後者的附庸和統戰工具，在帝國的陰影下，連理論上的獨立都無法保持。俄羅斯帝國的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東正教主義、奧斯曼帝國的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內亞帝國的漢族主義和華夏主義，都走上了這條道路。拉丁民族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幸而沒有成功，還能保存幾分正面形象和親邦情誼。顧頡剛從漢族發明家的信徒淪為中華民族發明家的助手，本身就是上述規律的驗證。
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任職。他重構的歷史，大部分納入了自己參與編撰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今天的讀者其實非常熟悉這些內容，因為一九七八以後的中學教科書，一面惡意地抹去了發明家的名字和貢獻，一面大量地偷用了他們的發明。
認同猶如信仰和愛情，主要功能就是設置獨立思考終止點。獨立思考的巨大危害，素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所深知，極少數例外的知識分子，也只是因為高度自戀才沒有看清。信徒選擇任何信仰都會倒楣，但自古以來總是無神論者最倒楣。女人選擇任何男人都會倒楣，但自古以來總是嫁不出去最倒楣。而且，知識分子和女人還有一個特別相似的愛好。她們總是認為在自己的諄諄教導之下，再壞的物件都能改好。這種現象既然如此普遍，其中必有不宜反對的深刻理由。錯誤的認同蘊涵隱秘的正義，即使時間機器也糾正不了。樂觀主義者認為當事人第二次遇見同一個坑，至少不會重蹈覆轍了，但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可能會落入相反方向的另一個坑。悲觀主義者認為當事人即使第二次遇見同一個坑，仍然會努力論證這次的坑大不一樣，然後以更大的自信跳下去，使其他方向的其他坑顧而絕望。兩種假設在更深的層面，其實沒有區別；在現實的層面，當然更沒有什麼區別。顧頡剛本人的晚年，就是認同決定命運的現成標本。
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也是他個人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
一九四六年的中華民族像一九一二年的漢族一樣，陶醉於發明成功的幻覺當中，然而同樣好景不長，漫長的幻滅迅速接替了短暫的亢奮。日去俄來，國民黨竹籃打水一場空。戴季陶在絕望中自殺。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關係，是非常貼切的描寫，因為中華民族發明家在共產國際殖民者面前的地位，正是東亞士大夫在內亞征服者面前的地位。
余英時說顧頡剛和吳宓不約而同地拿起了《吳梅村集》，因為滿洲入關的古今對照太明顯了。（《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錢穆
雖然「中國夢」從來不曾存在，「中華夢」倒是「美國夢」真實存在的對照。「美國夢」的意思是草根都有奮鬥成功的機會，因此有粗野之民無猥瑣之民。美國夢的主角應該離家出走，比其他人更擅長征服外面的世界。中華夢的主角恰好相反，應該比其他人更擅長自我剝削（其中當然包括剝削妻子和小孩，不過後者嚴格說來不能算獨立的人）。戰爭時期，他比大多數鄰居更擅長對官府和流寇磕頭。和平時期，他比大多數鄰居更擅長降低家庭消費標準。他如果讀書，就會比大多數同學更擅長虐待自己。他對外人軟弱，對家人苛刻。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開拓型社會的成功者需要的各種品質，在內卷化社會當中只會增加滅亡的概率。
考訂揭穿神話製造者的謊言，其實只是新舊神話交替期特有的現象。
康有為不是因為發明歷史而失敗，而是因為失敗，本來可能附體成真的歷史，最終流產為孤魂野鬼的神話。戴季陶的神話占據了康有為神話覬覦的生態位，並不比後者更經得住錢穆式的考訂。
立國神話的鬥爭，目的是要重新選擇命運。
馬基維利認為，統治者的德性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神話的真實和考據的真實，差距並不會更小。
錢穆具有「苦寒」學者的兩大主要特徵，遲鈍和怯懦。
書面知識具有較強的平等性，經驗知識具有較大的排他性。
舉止得體意味著高度的環境協調性，直截了當說就是要從小習慣良好的社交圈。
錢穆的遲鈍與其是性格問題，不如說是階級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青春期習慣的階級問題。
基督教有「活出基督」的說法，意思是要將基督的精神內化到自己的行為當中；根據同樣的標準，錢穆顯然就是「活出宋明義理」的典範了。
他們苦心修養的優秀品質，主要用途就是自掘墳墓。五○年代後期的所謂受害者，其實多半是五○年代前期的幫凶，他們力圖在輿論場為自己營造的地位，其實本來應該屬於錢穆那些沒有跑路的同類。共產黨之所以容忍他們這樣做，其實就是為了給真正受害者釘上最後一顆棺材釘。兇手如果不能通過歷史徹底殺死受害者，兇手對受害者的謀殺就會變成兇手和受害者的婚姻。這種狀態比赤膊上陣的武鬥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和消耗性，尤其是在雙方還要間斷性地假裝恩愛夫妻的情況下。
錢穆出山的時代，知識界的歧視鏈已經大致形成。洋學歷的有無，直接關係到學究的物質待遇和心理慰籍。
北平陷落前夜的學者搶救計劃沒有包括錢穆，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當時知識界的生態和錢穆本人的階級地位。錢穆逃亡香港，維持新亞書院，都要依靠自己，同樣說明他在當時還不是重要人物。
錢穆升至士林領袖的階級，實際上還是六○年代以後的事情。冷戰的二十年間，社會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人在二戰時期積極支持左派文藝圈，在冷戰開始以後漸漸轉向支持儒家保守派。
泛自由派的學者在冷戰邊界兩側同時遭到整肅，在美國又沒有適當的聽眾，猶如花枝剪斷插入瓶中，無法改變日漸凋萎的命運。
妃嬪的地位來自王子的追認，老師的地位來自學生的追認。從勢利的角度講，門生滿天下的老師才有利用價值。
蔣政府為了對抗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格外強調中華文化正統性。錢穆對他們而言，乃是非常合適的品牌。
華人多為人情左右，喜歡到處奉送廉價的恭維，為晚年的要人掩飾早年的寒微，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了。
他暮年對虛名的需要，低於追隨者消費導師虛名的需要。他在最後的歲月中，基本放棄了學術，致力於思想和文化，但世界沒有走向他期望的方向。素書樓事件或許縮短了他的殘年，但也保護他免遭更大的失望。
黃仁宇
早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問題意識，他的後半生都在力圖回答自己的問題。
《萬曆十五年》在八○年代的漢語讀書界激起了極大的反響，但跟美國社會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此後，他的各種著作陸續引進漢語世界。主要原因還是大清瓦解以後，東亞大陸的自我定位和路徑選擇始終無法解決。黃的著作切合了受眾的問題意識，儘管他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他在西方學術界，始終是一位研究邊緣問題的邊緣學者。
從專業角度看，《明代的財政和稅收》（《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劍橋中國明代史》的萬曆部分是他最優秀的作品。從思想角度看，《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的短文最有洞見和穿透力。《萬曆十五年》近乎《明代的財政和稅收》的文學版。《中國大歷史》近乎《赫遜河畔談中國史》的摻水版。《放寬歷史的視界》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近乎《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的擴大版和世界史版。《蔣介石日記》（《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乎《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的續集摻水版。
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家往往不在意體系，他是少有的例外之一。他的體系像一座開工狀態的建築物，從骨架和腳手架已經可以看出，如果完工以後應該是什麼樣子，但是大部分地方沒有完工，而且進度參差不齊。
黃仁宇即使能夠多活三十年，能不能填補空白都很成問題。因為歷史學類似古生物學，可靠材料的分布很不均衡。除了得天獨厚的西歐以外，你不可能產生既完整又可靠的歷史敘事。任何全史都是完整的不可靠，可靠的不完整。馬克思、韋伯或任何人都不例外，而且不可能例外。我們所知的生物演化史和人類演化史，全都是觀念和想像支持的玄學體系。馬克思根據歐洲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演變的局部經驗，形成了一套觀念和價值，然後借助這些觀念和價值，想像或建構其他時期和歐洲以外的歷史。其他人也是這麼做的，只是各人的局部經驗支撐點不一樣。
如果你要可靠而且可靠程度均勻的記錄，那就根本不要看任何通史。如果你要看通史，那就要首先有能力鑑定作者的基本盤或支撐點。在此之外只有洞察力、啟發性、立場和路線的問題，根本沒有什麼是非真偽的問題。
黃仁宇的體系能不能站住腳，跟他運用的稀疏材料關係不大。他至少捻出了幾條重要線索，而線索本身是無所謂是非真偽的。線索是人用來組織和聯繫碎片的思維工具，存在於人的思想當中，並非存在於外部世界。
東亞的吏治國家在組織技術方面非常粗陋，模糊的道德動員其實是當事人掩蓋技術粗陋的手段。多層次網絡體系（他所謂的資本主義）產生理性管理（他稱之為數字管理）的能力反而強得多，是俗稱西歐封建的多中心體系長期演化的結果。兩條基本線索貫穿了他的大部分敘事，本身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其他人可以換一套話語體系，但否認不了他抓住的要點。不過你即使運用他的線索，也不一定會導向他的結論。這不是因為他錯了，而是因為歷史敘事本質上屬於文學想像建構，結論取決於布局和裁剪。
問題在於婚約談判律師眼中的婚禮，跟婚宴來賓眼中的婚禮完全兩碼事。
歐洲大陸每一次數目字管理的勝利，都會反襯英國那種中世紀式的蕪雜混亂多麼落伍。結果先進典型每一次都變成了優秀短跑運動員，輸給了落伍的長跑運動員。這不是黃仁宇的體系所能解釋的，足以令人懷疑他開出的藥方和預見的未來是不是可靠。至於線索以外的地方，正確不正確本來就是毫無標準而且無關緊要的事情。任何人只要稍微改變一下材料取捨的標準或解讀的立場，都能對任何敘述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除了領取便當的無產階級，很少有人願意做這種無用功。
錢鍾書
他幼年讀書環境甚好，不能不歸功於家族幾代人的積累。
錢鍾書自己在英國文學方面的裝逼學造詣，是他成年以後從牛橋學院派學來的。
英國產生准士大夫傳統的時代，幾乎跟錢鍾書出洋的時間重合。前者至今仍然非常單薄，讀者的人數只是稍微超過作者，而且在複雜的階級結構當中，離頂層非常遙遠。
士大夫習慣於模仿貴族，並不指望無產階級在意自己的機智秀。錢鍾書所在的社會比英國扁平得多，士大夫所在的位置，相對而言更接近頂層。無產階級不知道比士大夫更高的逼格，對廉價的文學裝逼技術產生了巫術想像，將英國人用於貴族八卦的精力，消耗在文人掌故當中。兩者的意義都是提供幻覺，讓自己覺得彷彿生活在自己羡慕的階級當中。《圍城》的粉絲比更加精緻的同門嫡系多得多，根本原因在於錢鍾書的社會更加衰老。
牛劍二校向非貴族子弟和非基督徒開放，不是什麼教育改革的問題，而是王國憲法的重大變革。混合憲制向大眾民主靠攏的歷程有許多節點，這次改革就是其中之一。英國准士大夫階級的產生和東方異教徒留學生的入校，都是這次改革的副產品。
世界的表象背後，必定隱藏著規則。這種觀念可以稱為價值界的一神論，並不是所有人天然和必然具備的信仰。價值界的多神論者看到現象層面的混亂，並不會感到不適，只要色彩足夠美麗和豐富，他們就會像嬰兒一樣興高采烈。
撇開學術或才智，錢鍾書的性格其實是吳越人當中最常見的類型。我們都熟悉這種人：精打細算，得過且過，在外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心裡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許多周邊粉絲對他盲目崇拜，以為他有什麼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錦囊妙計。其實，他的處世之道就是順著自己的性格和習慣走。他軟弱、世故，習慣於被動，僅此而已。
敷衍的極端形式，就是《見證》所謂的「貢賦」：政治高壓之下，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
張愛玲
中國（北洋）政權像苦心支撐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政權一樣，為了把「滿洲帝國維持會」2發明成中華民族，將歷屆中國總督兼歐洲—東亞合作事務（北洋）大臣積累的資源消耗殆盡。內亞—東亞聯盟（五族共和）和第二次諸夏聯盟（中華民國）的其他憲法主體利用北洋政權對中國的認同，像英國人、法國人和普魯士人利用哈布斯堡政權一樣，一面利用「帝國—多國體系」的解體，一面規避維持帝國的成本和義務，通過削弱中國（北洋）各省而壯大了自己。
社會底層一般只是生物人，為活著而活著，但菁英得以支配社會資源的隱秘理由，總是為了維繫超越自身的傳統和意義。傳統和意義消失之日，他們其實就死了。
孫用蕃改善張家內部關係的動機和技巧，跟《紅樓夢》裡的薛寶釵相去無幾。同樣的手腕如果用在精明犀利的中年女人張愛玲身上，足以建立鞏固和互利的合作（而非友誼）關係，然而用在兒童身上，卻導致了不可挽回的衝突。兒童、戀愛中的女人和人民群眾的愛憎，在理性知識分子和中年社會棟樑看來必然是乖僻、任性、不可理喻、不知好歹、只顧眼前一時爽、不惜犧牲長期利益的，然而其中蘊涵著德國唯心主義者稱之為先驗、全世界上智和下愚稱之為上帝之手、使智慧像聰明一樣淺薄、使咆哮的怒海像微笑的游泳池一樣無害的因素，像命運本身一樣，凌駕於決定命運的選擇之上。
好姑娘薛寶釵從小竭力戒除的壞品格，特別是閨秀不宜的潑辣、貪婪、不知體貼和節制，背後隱藏著南粵蠻族張牙舞爪的生命力，將她一腳踢出了沒落的軌跡。
張愛玲具備政治家的決斷能力和宣傳家的操縱技巧，從她步入成年的第一場戰役就可以看出來。
張廷重一直覺得前妻迷戀西洋生活方式，是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
張愛玲真實的政治身分，其實是中國（北洋）難民裔大英帝國臣民和上海自由市市民。她父親的祖國和她自己的祖國，分別亡於共產國際侵略者在遠東的第一期殖民和第二期殖民。共產國際第一期殖民政權（國民政府）為了篡奪滿洲帝國和中國（北洋）統治者對諸亞和諸夏的歷史權利，自稱新中國。新中國的發明，製造了兩個中國的混亂。新中國的實質意義，就是要滅亡中國（舊中國）。共產國際第二期殖民政權（中共政權）為了盜竊新中國的發明，又把第一期殖民政權打成新中國的叛徒和中國（舊中國）的第二期，於是在兩個中國的混亂之外，又製造了兩個新中國的混亂。無論兩個中國還是兩個新中國，都跟大英殖民地作家和上海市民張愛玲毫無關係。
統治階級的性管制必須比被統治階級更嚴格，因為任何成功的規訓都必須以自我規訓為基礎。規訓本質上總是逆水行舟，永遠不能徹底征服蠢蠢欲動的黑暗之心。如果自我規訓的技術得不到階級和傳統的保護，難得而易失的勢能就會變成濟慈「寫在水上的字」。無產者大抵守不住時運送給他們的權力，原因就在這裡。無產者的解放一般出現在文明的沒落時期，甚至本身就是文明滅亡的標誌。前途無量的新興文明通常以更加嚴格而有效的性管制為標誌，甚至必須借助宗教或宗教改革的力量。
拜倫勳爵和曹雪芹以文學家的敏銳，都注意到小姐的性蒙昧和丫鬟的性啟蒙。陳寅恪以史家的敏銳對待儒家紳士的禮法門風和無產者的性開放，從新文化運動的解構本質看到了中國必將滅亡的命運，從穆斯林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西方殖民體系內仍然堅守的建構性質，看出了東亞大陸的下場注定會比西亞大陸和南亞次大陸更加悲慘。
北歐新教徒晚婚晚育和二十一歲成年的神話，塑造了熱帶人童婚多產的他者形象。
高級政治和人際關係的差異，約等於張愛玲定義的男性和女性差異。
她大部分作品，都來自二戰後期的短短幾年。
工部局已經滅亡，百年積累的蜂房已經落入田鼠、蝗蟲和螞蟻的手中。無論哪一撥強盜和揮霍者，都不會像蜜蜂和業主一樣珍惜蜂房的一點一滴。曾經足以餵養幾代工蜂、為幾個新蜂房的蜂后播種效力的珍貴蜜汁，如今像騾馬的糞便一樣滿地狼藉，平等地招待穿花蛺蝶和食糞甲蟲。
共產國際用心最深、布局最早、投資最多、成績最大，但秉承新中國人對真理和「真理部」不分彼此的熱愛，一如既往地習慣於把自己已經做出來的事情，當作競爭對手打算去做的罪惡企圖寫進歷史。讀者如果想要零成本瞭解莫斯科和延安在上海的代理人做了什麼，直接去看他們對南京和重慶代理人的指控就行了。
共產國際第二期殖民政權對知識分子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將他們編入土改工作組，完成第一期殖民政權的未竟之業，消滅內亞各邦（指東北、蒙古和新疆）和諸夏各省（指郡縣制下的中國十八省）殘存的土豪和社會凝結核。
張愛玲留在上海的大部分同儕都隨同工作組下鄉，融入了改造社會和自我改造的SM遊戲。他們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一個介於江青和林昭之間的連續統，無論如何都是繳上了投名狀，再也無法擺脫同謀犯的身分。他們從此以後只能從共產主義光譜當中比毛澤東更左的位置出發，反對毛澤東個人的性格缺陷。
他們像以前的紅軍和解放軍、以後的下鄉知青一樣，由貧下中農包吃包住。僅此一項在村裡造成的負擔，就超過了滿洲帝國時期衙役、官兵和鄉紳的總和。
北京無論土改還是驅逐低端人口，終歸都是要讓他們滾蛋的。共產國際二期殖民政權對一期殖民政權製造的公務員、軍隊、知識分子和城市失業人口採取「包下來」的政策，意味著公糧負擔和徵收力度必須大大提高。莫斯科提供了核心技術和啟動資金，但勞動力和糧食必須由農民自願奉獻。土改同時也是毛澤東確保農民自願奉獻的技術，同樣的技術也能保證貓咪自願吃辣椒。
列寧黨的本義就是先鋒隊，先鋒隊和社會的關係是科學家和實驗材料的關係。人民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先鋒隊用原材料製造出來的產品。
土豪如果存在，土改就很難跟「鎮反」和「平叛」區別開來。社會凝結核凝聚的資源愈多，侵略者就愈不可能不流血。土改時期的武裝衝突如果將頻率和規模換算成海拔高度，繪製形成的立體模型就是一幅東亞秩序資源—歷史積分圖。突厥和圖博的崇山峻嶺更像是屬於古老的內亞，居高臨下地俯視東亞的丘陵和平原。滿洲的「土匪」、吳越沿海群島的「海盜」、楚蜀滇黔桂湘贛閩粵山區的「土匪」撐了斷斷續續的丘陵地帶。成都平原的海拔不僅比山地更低，而且比太湖平原更低，但海拔最低的地方，仍在以隴海鐵路為軸心的黃泛區大平原。常遇春的大屠殺19比張獻忠更殘酷，知名度卻更低。受害者能夠不被遺忘的地方，在秩序地圖上的海拔就要高於那些遭到遺忘的地方。共產國際入侵以前的六百年，內亞—東亞地區的相對海拔變化不大。共產國際殖民政權普遍地降低了全世界所有淪陷區的秩序海拔高度，但內亞—東亞不同地區的相對海拔差異有沒有變化，只有下一次大洪水才能給出準確的結論。如果土改顯示的相對海拔迄今沒有變化，那麼諸亞—中國—諸夏的解體圖就是大致正確的。
蠻族部落內部的團結和信任大於散沙相互對待的程度，就足以提供征服他們的正組織度。列寧黨內部的殘暴和卑劣大於散沙相互對待的程度，同樣足以提供征服他們的負組織度。周邊知識分子離不開列寧黨的嚴密組織，也不是因為自己在下一階段被黨清算以後，才倉促發明出來為自己遮羞的理想主義，而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犬儒主義。
共同犯罪造就的紐帶，比共同利益維繫的紐帶更加強固。共同意見造就的紐帶，則是所有紐帶當中最脆弱的一種。列寧主義者非常清楚自己承擔不起放棄權力的風險，他們的犧牲品卻不明白。黨之所以要反覆組織他們上山下鄉，就是想用冷酷的現實教育，讓他們把做得說不得的秘傳銘刻在心，然後他們就會成長為心如鐵石的優秀老幹部，在下一輪運動中折磨和訓練下一代青年。今天折磨他們的工作組組長，在延安時代或贛南時代就處在他們現在的位置。
歷史發明學不是偽造，而是源於現實的更高層次真實，從技術上講就是把自己做過的事情栽到敵人頭上，因為自己最瞭解自己，所以給吃瓜群眾留下的印象，反而比實證主義地搜集敵人的孤立和片斷材料更顯得真實。
三反五反對城市資產階級的意義，跟土改對農村地主差不多，但降虜社會的經驗，沒有征服者的組織重要。吳越士大夫順服滿洲征服者，是因為他們發現滿洲武士為同儕犧牲生命的意志，高於自己的階級兄弟，明白武裝抵抗是必敗的。吳越資產階級順服共產國際征服者，是因為他們發現列寧黨清洗幹部隊伍的狠毒和無賴，非自己對待階級兄弟、姨太太和部下的溫良恭儉讓手段所能及，喪失了忽悠、收買和抵抗征服者的意志。
骨幹人員要逃必須在亡國以前，等到亡國以後就逃不掉了。閒雜人員要等到重新安置工作完成以後才會逃不掉，在此之前跑了也就跑了。
張愛玲懂得怎樣送貨上門，對於他們需要什麼東西，比他們自己知道得還要清楚，使他們無法拒絕。
無產階級的代理人不可能明白，張愛玲內心深處的大小姐仍然活著。她並不想要，也並不需要從政治上撈到什麼好處，但很容易一眼看穿，而且無法容忍別人拿自己當傻大姐忽悠。
人生贏家有一個簡捷的判斷標準，就是中學時代的業餘愛好和後半生的主要活動高度重合。
李敖
李敖的家族史，堪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肉體化，從土豪的除根到游士的膨脹，從游士的膨脹到泡沫的破滅，只用了三次世代交替的時間，再好不過地體現了漢文化民族主義的根器淺薄。
土豪的有機共同體（馬克思定義的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發育到一定的程度，物質財富和社區網路的積累越過一定的閾值，就需要某種政治結構來保護他們已經取得的成就，策劃他們未來的發展，正如穀倉的糧食堆滿以後，農場就需要一條好籬笆（健全的邊界），也就是民族（國民共同體）的構建或發明。
民族發明的失敗通常會導致掠奪者和寄生蟲對穀倉的洗劫，農場相應地淪為荒野、甚至沙漠。
新滿洲民族的構建從滿洲帝國的分階段解體，到張作霖（出身漢字文化背景的東亞移民）幕府的實質獨立，結束於滿洲國的國族主義構建（滿、蒙、漢、日、鮮五族協和）。整個過程跟瓦拉幾亞藩鎮從奧斯曼帝國的分階段解體，到法納爾土豪（出身希臘文化背景家庭的君士坦丁堡移民）幕府的實質獨立，結束於羅馬尼亞的國族主義構建（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特蘭西瓦尼亞三族協和）基本相同。
籬笆既然有建設者，必然也會產生破壞者。赤裸裸的破壞者很少能夠得到失敗的機會，競爭不過提供偽劣產品的假建設者。
帝國超民族主義（奧斯曼主義）和文化泛民族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扮演了國民共同體構建的主要競爭性抑制劑角色；在滿洲帝國遺留的內亞和東亞真空，主要體現為中華民族主義和漢族主義的構建。
宏觀的歷史進程，總是要通過個人及其微環境才能具體化。土豪以下的階級，可以選擇建構策略（富農策略）或解構策略（流民策略）。土豪以上的階級，可以選擇積累策略（土豪策略）或消費策略（游士策略）。王永江的路徑，是滿洲人選擇土豪策略的典型。李鳳亭的選擇，則是透支共同體未來以換取個人當下利益的游士策略。
民族發明本質上是政治選擇，經常導致鄉鄰、父子、兄弟反目成仇。
張作霖、張景惠和王永江選擇了滿洲，張學良、閻寶航和李鼎彝選擇了中國。
滿洲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雖然也會零星使用鐵血的鎮壓手段，但部分出於君主國的保守本性，主要因為缺乏列寧主義的社會工程學機器，在系統性方面達不到同樣的水準，正如國民黨出於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軟弱性，在徹底性方面達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同樣水準。
如果沒有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取得政權，然而只要有了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保住政權。
思想先驅者和粉絲傳播者在信息量方面的差別，通常低於百分之一，但結果通常是前者贏家通吃，後者一無所得。
如果你把思想市場看作一個演化系統，那麼獎勵實際上屬於風險收益的一種，winner的資格通常不是取決於產品，而是取決於勇氣和機遇。
他們羡慕西方文明的果實，但對西方文明的基石，非但缺乏瞭解，而且充滿敵意，力圖用西方解構者的技術，鋸斷自己坐在上面的樹枝，循其思想內在的邏輯，走向共產主義，只是由於境遇的差異和壽命的長短，定格在這條道路的不同階段而已。
李鼎彝、嚴僑和李敖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生命在其特殊的環境中，恰好發展到其對應人物劉和珍、林昭和江青的同等段位。
名氣和金錢一樣，最初的一百塊比後來的一百萬更加難得，越過初始閾值以後，只要經常活動以保持存在感，以名生名、以錢生錢都是不必經過大腦的，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夠精進不止，就需要近乎宗教熱忱的信念和責任感。
名人對粉絲的影響力也是一種隱形的權力，頗能考驗當事人的品格。
民選政治家必須擅長為各種真實或想像的失敗提供出氣筒服務，自戀狂魔必然反過來痛斥人民的愚蠢和庸俗。
「臺灣的民主化」本質上屬於臺灣民族的構建，自然體現為針對中國（列寧主義東亞殖民政權）的去殖民化。
被殖民者的社會雖然被征服者剪去了最鮮豔的花朵和最成熟的果實，但原封不動的根莖和土壤自然會養出下一代的土豪，徹底剷除土壤的沙漠化工程又非真正的無產階級和列寧主義嫡系不能勝任，超出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半列寧主義者的能力和勇氣範圍。
金庸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他祖父查文清因袒護哄搶教堂的暴民而罷官。這是吳越士大夫借無產階級之手，消滅潛在競爭者的典型手段。
教唆者藏身幕後，聲稱一切都是革命群眾自發。如果萬事大吉，教唆者就會以審判者的身分出現，保障革命小將宋要武和潘漢年的安全，讓受害者明白法律（條約）不是擋箭牌。如果風向不利，革命小將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場。教唆者會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無產者的愚昧，或者國民性的弱點。後來，國民黨用同樣的劇本對付日本商人。再後來，共產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地主資本家。再再後來，毛澤東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老幹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彈，在第三幕擊中了金庸的父親。
日本民族的發明，以拖後腿的惡鄰（黑暗的東亞大陸）為他者，以脫亞入歐為願景，不需要系統地顛倒歧視鏈。
中華民族的發明，以破門而入的帝國主義（海洋新秩序輸出者）為他者，以脫歐返亞為願景，只能建立在逆轉歧視鏈的基礎上。
讀書明理和顛倒黑白是同一客體的兩種修辭形式，類似革命和叛亂、解放和侵略的關係。無產階級如果得不到知識分子的鼓勵，一般缺乏保障顛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難以牢固樹立枉法最光榮，受害者欺侮了搶劫者的堅定信念。這些逆轉技術構成中國人認同的基礎和前提，中國人卻說這是紅衛兵獨有的特徵。
公立學校和強制教育是中華民族發明的主要基地，以國語教育和國恥教育為核心。
生活和休閒的真正語言，仍然只能是諸夏民族語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體。
史達林感到有必要讓蔣介石明白，中國這個白手套的用處，僅限於破壞日本建設泛亞國際體系的野心，絕沒有允許中國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繼承滿洲蒙古朝鮮勢力範圍的意思。蔣介石像恩維爾帕夏一樣不知進退，被自己發明的意識形態捆住了手腳，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舞臺，只能跟著這個紙糊的布景一起塌下來。隨著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滿洲的節節勝利，蔣介石在粉紅色媒體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從中國各派進步勢力的共同領袖，淪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顆大狗牙。
蔣介石和新中國暴露了假民族及其英雄的真相，像泡沫一樣迅速破滅。
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社會像水面的油膜一樣既薄又脆，卻是他唯一的家園。這是他們家族積極投入中華民族發明的自然結果，為人造的大一統犧牲天然的共同體，本來就是要切斷野草的草根和男人的命根，由此換得了太監和花瓶的資格，以後無論宮廷或自己成功還是失敗，都注定是永遠的異鄉人。野草和鄉民才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太監和花瓶只能依靠投人所好求生。最高明的投機者也少不了菜鳥和學徒的階段，因為把握分寸的技巧和體會風向的感覺都需要私人經驗的積累。
武俠小說不是《明報》成功的唯一原因，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搭車效應可能更加重要，但若沒有武俠小說的成功做底氣，金庸未必能有創業的勇氣。四小龍起飛是冷戰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饑餓的北方對照物為金庸的創業團體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老闆和老闆娘對自己刻薄，對員工也吝嗇。經濟寬裕以後，人性的弱點自然暴露，以致家庭反目，故舊失和。
金庸最初標榜《明報》沒有政治立場，只想和氣生財，但這種態度其實洩露了他沒有靠山的秘密，反而更容易變成地下黨打擊的目標。政治經驗豐富的反動派是統戰物件，辛苦賺錢的土財主才是鬥爭物件。
他解決統戰價值問題的方式，乃是創立《明報月刊》，滿足流亡知識分子的預測癖和國師癖。他沒有學術能力，但有經營平臺的能力，又熟悉階級兄弟的習慣，所以大獲成功。
他們出於共同的弱點，永遠無法融入東道主的社會，對保護者的價值觀缺乏起碼的尊重，隨時準備恩將仇報，只是因為自身的軟弱，不足以構成任何人的威脅，才保證了自身的安全，但為了假裝自己非常重要，無比熱愛生活在別處的遊戲。牆內的社會往往誤以為，他們體現的價值觀就代表了東道國的價值觀。白區黨往往誤以為，他們對東道國的社會有一定影響力。無論如何，統戰價值由此而生。金庸漸漸掌握了這場遊戲，由土財主上升為統戰對象。
他早就想投靠共產黨，是共產黨不肯要他。現在共產黨願意統戰他了，他自然求之不得。
余光中
閩越民族的祖先在史前時代，跟今天的南島系諸民族同源。
他們從西亞出發，沿著印度、東南亞海岸向東、向北遷移，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太平洋沿岸和海島定居下來，時間不僅早於從外伊朗、鄂爾多斯高原遷入黃河上、中游的諸夏先民，而且早於從歐亞大草原遷入環渤海圈的東夷先民。
閩越、南粵、越南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時間，都經過了北屬時期和獨立時期相互交替的歷史，形成了一個熟練使用方塊字和精通儒家文化的國際主義士大夫階級，但並不影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延續其習慣的生活方式。即使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菁英階級，也並不覺得印度—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有什麼難以相容之處。
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將兩千多年的印度—南洋體系納入了全球體系，但幾乎沒有擾動原有子系統的運作，直到歐洲和西亞的民族發明學在二十世紀初葉，幾乎跟共產國際的特派員同時滲入南島各地區，才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真實的挑戰。
身分政治的符號具有排他性和互斥性，原因在於身分政治、而非符號。
「華人」作為文化泛民族主義的典型構建，首先就是在二十世紀初葉的南洋誕生的。
「南洋華人」的方案不足以構建自己的共同體，卻足以妨礙其他更加合理的共同體構建，損人害己，莫此為甚。二十世紀二、三○年代以後才引進的漢字白話文教育，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人為的聯繫，妨礙他們以類似沙撈越各憲法主體的方式，分別構建比較健全的國民共同體，無法擺脫大中華主義侵略者的第五縱隊嫌疑，注定讓子孫後代命途多舛。
南京國民政府利用東亞文化泛民族主義為掩護，顛覆東南亞殖民體系的革命外交相當露骨，迅速激起了泰民族主義和馬來民族主義的對抗性發明，以較低烈度預示了六○年代冷戰高峰期的同類型對抗。
穆斯林社會在新國民黨支部領導的「南洋華人」發明家大辦中文學校，聘請出身五四青年的國民黨員為教師之前、同時和之後，都將他們的貴族子弟送進英國公學和軍校，混跡於英國上流社會的俱樂部，在國民黨列寧化以後，又將他們的中產階級子弟送進了英國的法律學校，畢業回國以後自然形成了馬來民族發明家的主力。兩派民族發明家在革命外交、二戰和冷戰三個回合的較量，塑造了今天的馬來西亞。南洋華人如果勝利，他們的穆斯林親戚和鄰居在最好的情況下，就會落到臺灣平埔族群和高砂族群的下場，在最壞的情況下就會落入從國民黨屍體裡鑽出來的共產黨之手，重演赤柬的下場。穆斯林勝利以後，閩越裔馬來西亞人享有的自由，包括繼續使用其民族語言的自由，仍然遠遠超過列寧主義二期殖民政權（中共）統治的閩越本土。
大多數人的道路，在出生時就決定了。絕大多數人的道路，在青春期以後就無法更改。極少數例外不是無藥可救的失敗者，就是名垂青史的VIP。
新文學真正的問題在於名實不符，國語（白話文）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民族語言）。
民族語言真正的意義在於接通愚夫愚婦日常體驗組成的資訊庫，解放語言的自發秩序。後者的演化方式，無異於歷史中的習慣法和市場經濟，內容不可設計，路徑不可重複。精密的文法和豐富的詞彙產生於演化的過程，而非名垂青史的國語發明家。方塊字有其特殊問題，但就已知的歷史經驗而言，影響不如余光中所言之甚，至少是不足以阻止活語言的自發修正和完善。
語言自發性的價值就在於保存獨特的體驗，防止資訊庫的存量流失和供給淤塞。資訊、財富和秩序在地面以上的部分似乎沒有直接的關聯，地面以下的部分卻是一水相通，自古以來未有系統性地刪除資訊，而能指望財富豐盈和秩序生長的。
歷史散文和政論詩歌在西方不過小宗左道，卻變成了新文學最成熟的部分。